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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文革”後，北大對沈元的右派問題進行了“改正”。一九七九年“改正”時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記得是什麼“尾巴”了。那時我還在北大，北大黨委根本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尾巴”。黎澍拿出一個文件，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對沈元同志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決定》，對“改正”又作了“改正”。 《決定》中說：“對沈元同志被劃為右派的問題進行了再複查，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決定予以改正，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考察、開除學籍的處分。”“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複查所作的原‘改正決定’予以撤銷。”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後十五年，經兩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一九八一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親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見了沈元的親人，老淚縱橫，不能自己。當拿到平反通知書時，沈元的母親嚎啕大哭，呼天搶地： “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聞者無不動容。  　　黎澍概括地說：“沈元死於兩個原因：第一，死於眾人的共妒。第二，死於本人的無知和大家的無知。”黎澍對這兩個原因沒有多加發揮。  　　我認為，他提出的“共妒”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個體人的劣點，但眾人對有才華的人產生共妒，則是社會的病態，病態社會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沈元在蘇共二十大後已認識到蘇聯和中國的制度的不合理，但沒有深思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如何自處。蘇軾在《賈誼論》中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沈元有才，可惜不善於自用其才。想在文革中出走蘇聯，確是無知。但這一無知不至於喪生，置他於死地的是大家的無知，尤其是當權者的無知。當時指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不過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敵。中國和蘇聯並沒有宣戰，不成其為敵國，投奔蘇聯何以成為“叛國投敵”？即使投奔蘇聯是“叛國投敵”，末成事實，至多是“叛國投敵”未遂，沒有死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二十多年，還未制定刑法。再加“文革”中“砸爛公、檢、法”，司法程序蕩然無存，罪與罰竟由不懂法律的“工宣隊”說了算。多少人含冤而死，事後平反，豈能重生？  　　我的筆記本上記了黎澍的一段話，現在看不明白；也許當時是明白的，事隔二十年，怎麼想也弄不清。我的記錄是：“沈家中被抄時，有毛氏宗譜。陳伯達給的。陳伯達要他寫文章。他說不能寫，寫出來要殺頭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實錄如上，以備日後求證。  　　黎澍說，紀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他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天地都用蠅頭小楷寫滿了批注。將來出版《漢書》，可以用他的注來補充前人的注。還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處長劉明遠拿走，不肯交出來，應當追回。  　　黎澍告訴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處理的。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歷史研究》雜誌副主編，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我又去拜訪丁守和。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為內疚，說：“啊，我們害死了沈元！”  　 “怎麼能這樣說？”  　　他說：“黎澍和我愛才，千方百計發表他的文章，結果幫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論洪秀全》發表後，有人告禦狀，告到毛主席那裡。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們千萬要注意，我們就是不注意。”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節寫了一篇文章，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研究歷史，引起史學界的廣泛討論。沈元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用的是假名“張玉樓”（取自黎澍室中的對聯）。丁又將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的《關於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起，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不知 “張玉樓”是何許人，以質量取勝，採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沒有採用劉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說： “我們暗自高興，沈元的文章把所長的文章比下去了，說明我們沒有埋沒人才。”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說：“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幫他發表文章。”中宣部還派人來調查。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但以後少發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宮的材料，寫了一篇《中國歷代尺度概述》。這一回，丁守和說不發了。沈元懇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還是發了，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發覺了，找丁守和談話：“中宣部剛發通知，你們怎麼又發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說：“中宣部說少發，沒有說不發。這篇文章是關於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實用價值。”黨委書記說：“以後不要再發了，免得給你們也給我們都帶來麻煩。”  　 這就是沈元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後說：“一次一次地發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這樣，當年不發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說的“群妒”和黎澍說的“共妒”是一個意思。中國之大，何以容不得一個沈元？  　 　　死者長已矣，生者當有為。我們要追問：一個毀滅人才的時代是否已經過去？  　　2003年3月～2006年1月　於哈佛大學 （來源: 《馬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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