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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思慮再三，我決定辭去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我要作一個正直的人，不再作“黨的馴服工具”。那時，共產黨的幹部是沒有辭職這一說的，只有“一切聽從黨安排”、 “革命到底”，何況我的辭職理由是不可告人的。我向上級提出辭職，理由是“身體吃不消”。上級當然不同意。  （十）  　　就在我鬧辭職的時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補課”，接著，討論右派的性質和對右派的處理。按毛澤東的說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派，屬於敵我矛盾，但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得很，可以寬大為懷，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討論的目的就是著重讓大家認識右派是敵我矛盾。我們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來在小飯廳東南角貼出大字報《右派不是敵我矛盾》。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論》的精神，根據矛盾的性質決定處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說明矛盾的性質本來就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澤 東的理論不能自洽。但這時人們已經失卻理性的思考。林生早的大字報受到全校的圍攻：《把林生早揪出來！》，《林生早是漏網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傾》等等。還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還了得？早就“砸爛狗頭”了。  　　又要把一個人推下火坑嗎？這一次，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頂住。把我們全班說成“思想右傾”，打擊面太大了，結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緒，向上級匯報：林生早出身於貧下中農，對黨有深厚的感情，不會反黨。他的大字報是屬於好人犯錯誤。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過。上級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這是上級的“領導藝術”。全校對歷史系、對史三（一）、對林生早都有不小的壓力。如果上面怪罪下來，他可以把責任推給下面；如果沒有人追究，也就睜一眼閉一眼過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房間的成員，平時愛發怪論。本性難改，反右派過了關，一九五八年又跳出來，貼了一張引人注意的大字報（上課神疲論》，批評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扼殺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他的看發頗有見地，但矛頭向上，總是冒風險的。幸而沒有趕上什麼政治運動，否則又是否定“教育革命”的罪名。  　　八十年代，林生早當了汕頭市的教育局長。在我落難的時候，他特備禮物到南京來看我。當著我的面，他對別人說：“當年全校都說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黨支部書記的點頭和搖頭之間。”我說：“如果真是這樣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麼搖頭也不行。你是沾了貧下中農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報風波平息後，討論班上的右派的處理。黃友釗已經遣送回鄉，不用討論了。沈元，是屬於“極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才下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此時大部分“右派分子”早已劃定了。“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有六條； “右派分子”中的四種情形則為“極右”。沈元被認為符合其中“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這一條，根據是蘇共二十大以後的議論。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也沒有什麼可討論的。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孫敦新。討論對他的處理比批判還熱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為他說好話，一致同意給他最輕的處理：戴上帽子，繼續留校學習。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家鄉徐州。八十年代為“右派”改正時，也找不到他的人。  　　當時公布的數字是：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26人，“反右補課”又增加了173人，總共699人。但一九八零年為“右派分子”改正時，處理了了16人。x中國的數字都是“參考消息”。實際不止此數，像我們班的黃友釗、孫敦新都找不到人，又無家屬申訴的，屬於不需要處理的一類。還有不戴帽子的“內定右派”、 “實質右派”、“漏網右派”等等，總數應在800～900人之間。按一九五七年的在校人數，肯定超額完成了彭真下達的10%的任務。  　　對右派的處理結束後，我堅決要求辭職。經多次軟磨硬泡，才說可以指定另一位黨員劉武生暫時代理支部書記工作，還是不叫辭職。不管怎樣，我可以不必違背自己的意志去執行上級的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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