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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鏈接： 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 　　作者：郭羅基　 　　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又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裡的子彈，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裡了。 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這個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曾轟動一時。受刑而死時才三十二歲。  　 那時，我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裡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我們雖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屬於北京市的單位。之前不久，農場裡討論過一份北京市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國投敵”，判決是死刑。據這個材料說，他化裝成黑人，夾帶機密文件；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企圖請求政治避難。門口的警衛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發現是個假黑人，於是當場逮捕。事實無從核對。討論中，誰都沒有發表意見。農場是軍事編制，我們哲學系和歷史系混編合成第八連。歷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們竊竊私議。聽說，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鬥，一定是處境惡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險。在那個年代，即使私下議論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發。我們之間，眼神多於言語，嘆息淹沒論說。有人講：“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講：“可惜呀，可惜！”  　 “文化大革命”中讓人討論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本來就不是要大家發表意見，正是為了嚇得大家不敢發表意見，起震懾作用。如果有人發表意見，那一定是說對某人判得太輕，決不會說判得太重。對於判了死刑的，就不能再說判得太輕，因而沒有什麼可說了。我和歷史系的一些與沈元有關係的人，尤其不能發表童見.弄不好會被指責為“與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限”。有話想說而又不能說是很痛苦的。一個星期之中，我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幹活沒有勁，腦子裡常常蹦出沈元的鮮活形象：一個瘦高挑，戴著眼鏡，舉止斯文，用他那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對我說……。一想到子彈將在他的身上穿孔，一個富有知識、勤幹思考的大腦就此毀滅，心頭陣陣絞痛。  　 聽到沈元臨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顆懸著的心落了下來。人們贊嘆他的不凡的表現，作為他的老同學似乎稍覺寬慰。  　 不久，我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歷次運動，不管是什麼主題，凡批鬥對象，總要從頭到腳、從古到今徹底交待，全面揭發。歷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對我說：“沈元的問題，你不要提，我們也不提。”因為一九五七年我在歷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學系的人不知道。歷史系的朋友好意關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麼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決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連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勛都成了“反革命”。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之後，取得了政權還要“繼續革命”。一場極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現了貪污腐敗的共產黨、鎮壓人民的解放軍，這就是極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結出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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