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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如何“追憶” 　　對於文人學者來說，早年參加“五四運動”的記憶，絕不僅僅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更可能隨時召喚出青春、理想與激情。而借助這些先輩們瑣碎但真切的“追憶”，我們方才得以從容進入“五四”的規定情境。 　　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輕人的記憶中，單靠準確無誤的意義闡發顯然不夠，還必須有真實可感的具體印象。九十一年間，風雲變幻，對於希望通過“觸摸歷史”而“進入五四”的讀者來說，當年身歷其中的人的“瑣碎”回憶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讀物”。 　　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在1943年5月4日（重慶）《中央日報》上發表《五四偶談》，提及“五四”的歷史價值：“就文化說，他曾徹底檢討中國之文化，分別介紹西洋之文化，時所立論，在今天看來，不少太幼稚的話，然其動蕩所及，確曾打破了袁世凱段祺瑞時代之寂寞。”第二年的“五四”紀念日，傅又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五四”二十五周年》，再次為“五四”的反傳統辯護：“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抗戰中，建立民族自信心十分必要，但不能變成“誇大狂”，更不該拒絕批判與反省。 　　北大英文學門1917級學生羅家倫(1897-1969),曾任清華及中央大學校長。1950年他在《五四的真精神》中寫道：“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識的覺醒”、“五四是代表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當時五四的發動，完全出於青年純潔愛國的熱情，絕無任何政黨或政團在後面發縱指使”。 　　北大國文系1918級學生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平，在中國新聞史上享有很高聲望。1924年起相繼創辦《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等重要報刊，1955年在台北創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後升格為世新大學。成舍我1937年5月4日在上海《立報》發表《怎樣紀念“五四運動”》：“當然，用群眾力量對政局表示意見，和介紹近代學術，並不是始於‘五四'，但範圍普及全國，動員到工商各界的，必以‘五四'為開端。所以‘五四'是中國民族鬥爭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天。”二十年後，有感於國民黨對待“五四”的曖昧態度，成舍我撰寫了《卑論集.過去了三天的“五四”》，稱：“五四運動，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綜合體，沒有五四運動，不平等條約的鎖鏈，不會解除，腐惡的軍閥勢力不會打倒，民主與科學的觀念，不會建立。”在這個意義上，繼續發揚五四精神，十分必要：“希望大家今後不要忘記，五四固然給‘文藝'帶來新生命，但它偉大的意義，並不專限於文藝！” 　　1917級數學門學生、新潮社首批社員毛准（字子水，1893-1988)，新文化運動時期撰有名文《整理國故的方法》。德國留學歸來後，毛長期任教於北大歷史系。1979年他發表《六十年前“五四”這一天》稱：“‘五四運動'，是一個純粹的學生愛國運動，絕不是任何黨派或任何人所暗中指使的；而是當時的學生感受到必須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免於為強權所辱的怒吼，可說是青年學生感到自己與國家息息相關的一項自覺運動。”毛准後來還回憶：五月四日那一天，他如何跟著遊行隊伍走到天安門，接著又到了曹汝霖的家，看到火從曹家燒起來，又見有人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覺得有點過火了；不贊成罷課，“但做學生不上課總是高興的事”。至於說“五四”有好也有壞，這沒有意義，應該講“基本的問題”———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促成建立現代的國家；加速了白話文的流行。 　　北大國文門1917級學生楊亮功（1895－1992），留美歸來後，曾任安徽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等。1979年聯經出版公司刊行的《我參加了五四運動》中，收錄了楊亮功的採訪錄《五四一甲子》：“楊亮功先生以為五四運動，只是單純的偶發的學生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或其他任何因素完全無關。”這個意思，在《〈五四〉重印序》中，已經說得很清楚：“讀者可以從這一本書，認清“五四”的真面目，體會“五四”的真意義。亦可以了解到此一運動，與所謂新文化運動，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無關。”如此立論，主要原因是當年的楊亮功，只顧埋頭讀書，不太介入政治或文化活動。楊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第二章“五年北大讀書生活”，提及新舊論爭最激烈時，他如何置身度外。作為觀察者，書中描述了劉師培、陳獨秀、黃侃、錢玄同、黃節、吳梅、周作人等各位教授的做派與神情，頗為真切，而立場則明顯偏向於劉師培。五四期間惟一能查到他的活動是，1917年12月27日北大廖書倉等47名同學發起北京大學消費公社，楊亮功列名其中。 　　對於文人學者來說，早年參加“五四運動”的記憶，絕不僅僅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更可能隨時召喚出青春、理想與激情。而借助這些先輩們瑣碎但真切的“追憶”，我們方才得以從容進入“五四”的規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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