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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重要的羅常培，日後在學業上取得很大成績。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羅常培（1898-1958），早年醉心古典，記錄整理劉師培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大學畢業後，轉入哲學系半工半讀。正是因其及早改換門庭，走出“國故”社的陷阱，日後才能進入主流學界。羅常培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並任第一任所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羅先生，正努力追求進步，積極參加思想改造，也很得政府信任，羅常培後來也不願提及那倒黴的《國故》。從《紀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新華書店，1949年），到《第一個五四文藝晚會的回憶並懷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報》）、《從朦朧到光明》（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報日刊》）、《紀念“五四”要和資產階級劃清思想界限》（1952年5月4日《光明日報》），再到《自傳》（《羅常培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羅先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國故》雜誌。談及“五四”時，他更願意追憶的是西南聯大時期，如何和聞一多等不顧當局高壓，發起紀念“五四”的文藝晚會。 　　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好不容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版的《新光》雜誌1卷6期上，找到了《國故》骨幹俞士鎮的《居憶舊錄.一、劉申叔先生》，其中有這麼一段：“戊己之交，新思潮方熾，餘與同學輩請於校長蔡孑民先生，創設《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並撥給校舍一椽，為辦公處所。遂推舉先師及黃季剛先生任總編輯。……月刊之創也，志在整理舊貫，與校中《新潮》等刊物並行不悖也，外間不察，肆為鼓簧之論，報紙如《公言報》等，徑謂：‘劉黃諸氏，以陳胡等（指陳獨秀胡適）與學生結合，有種種印刷物發行，故組織一種刊物，名曰《國故》月刊。'而各書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思潮之敵《國故》月刊'之幟，道路流傳，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師，先師憂憤內結，遂以不起。嗟嗟！《國故》誕生，乃反足以促先師之死，是則又豈餘儕所及料耶！”這是目前我唯一見到的《國故》同人的自我辯護，值得全文抄錄。不過，這位活躍於淪陷時期北京學界的俞士鎮，在此後的中國政壇及學界，都不被關注。 　　不是說“一班刊物競成三”嗎，日後的追憶文字，為何只提《新潮》和《國民》，而不太涉及《國故》？除了該雜誌被定位為“反對新文化運動”，成了反派角色，更因當初國文門1916級大多數同學參加的《國故》月刊，在思想及學術上，確實沒能打開一片新天地；即便“整理國故”的業績，也都不及新潮社的傅斯年、顧頡剛等。時代大潮浩浩蕩蕩，自有其合理性。對於當事人來說，被拋離主流，長期不得志，即便有業績，也不被記憶。因此，作為後來者，我們更應該努力理解“五四”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五四”是不是激進，當然激進，不激進無法衝破各種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錮與牢籠。我們要追問的是，何以以激進著稱的北大，內部竟也如此“四分五裂”？歷史最後選擇了什麼道路，不完全由當事人的意願決定。日後北大學生的追懷與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國民》的天下，這不對，帶進《國故》的視野，歷史場景才比較完整。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運動“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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