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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一班刊物競成三” 　　日後北大學生的追懷與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國民》的天下，這不對，帶進《國故》的視野，歷史場景才比較完整。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運動“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 　　日後成為著名作家的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其中有：“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自注說：“先是北大中國文學門班中同學主持期刊凡三,《新潮》為其之一”。也就是說，同班同學中，除了以“文藝復興”相號召的《新潮》，還有主張“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的《國故》，以及提倡“新舊學說並行、東西文化並重”的《國民》。這三個雜誌存在時間都不長，但影響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國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國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關心的是，當初鼎足而三，可幾十年來，眾多追憶文章，為何獨缺了《國故》？《國故》同人怎麼了，為何難見其自述或追憶？如此任人評說，是否有失公允？ 　　北大哲學門1915級學生、著名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在《三鬆堂自序》中稱，趕上了新文化運動，但沒能趕上火燒趙家樓，有點遺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中，馮先生提及：“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由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的。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鬥，沒有武鬥。”此文撰寫於文革結束之後，故有“文鬥”、“武鬥”一說。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年畢業的馮友蘭，感受到了山雨欲來的大氛圍，但未曾真正介入，故不太理解日後鬧翻了天的“新舊論爭”。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學轉入北大哲學系的章廷謙（筆名川島，1901-1981），畢業後留校任蔡元培辦公室西文秘書兼哲學系助教，一直追隨魯迅，成為其忘年交。曾在廈門大學、西南聯大等任教，1946年起長期執教於北大中文系。因畢竟是後來者，對新舊之爭的內幕了解甚少。比如稱《少年中國》月刊，“在當時，至少我有這樣的感覺：是和《新青年》、《新潮》兩個雜誌鼎足而三的”（《少年中國學會》，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憑良心說，就是當時的《國故》雜誌不愛看”（《“五四”雜憶》，《文藝報》1959年8期）。作為熱心政治的“新青年”，不看《國故》很正常，但為何談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新生活》、《少年中國》，而只字未提許德珩等編輯的《國民》？ 　　1917年考進北大國文門、日後成為著名史學家的鄭天挺（1899-1981），自稱功底差，天天泡圖書館，“兩耳不聞窗外事”。1933年起，鄭先生出任北京大學秘書長，一直堅持到1950年。1952年院系調整，奉調到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他的自傳是晚年在兒子的幫助下撰寫的：“這時北大的同學很活躍，有三種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國民》、《國故》，但我們班的同學卻仍然各自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記得有一人給《國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學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認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識，頗不以為然。我很受這種思想影響，後來不敢、也不願以自己文章就正於人，因而亦就很少寫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學，也多如此。” 　　北大哲學門1916級學生顧頡剛（1892-1980)，念書時，經常與同宿舍的傅斯年高談闊論。《新潮》創辦時，顧在蘇州養病，仍是首批入社的21人之一。1920年，顧發表《我們最要緊著手的兩種運動》，提出：“我們應覺悟，我們若是誠心要改造政治，總不要用政治來改造政治，務要用社會來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會。要去改造社會，先要使全國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機會，自然社會文化會漸漸提高起來，才能夠造成有實力的輿論、有價值的公意。”此文題目下面，有“教育運動”、“學術運動”兩個標語，很能體現胡適的影響以及《新潮》同人的趣味。這就難怪，日後顧頡剛會說老同學“薛祥綏、張煊、羅常培等則辦起《國故》來，提倡‘保存國粹'，並推劉師培作社長，堅決地和《新潮》唱對台戲”，實在是不明時勢（《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但從來不評價許德珩等人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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