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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人生路上，不斷與五四對話 　　當初的“同學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後的追懷與闡釋，成為其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昔日的口號或學說，早就被後人超越了，但那種追求真理的氣勢，以及青春激情與理想主義，永遠值得你我追慕。 　　對於當事人來說，曾經參與過五四運動，無論在京還是外地，領袖還是群眾，文化活動還是政治抗爭，這一經歷，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記憶，不死的精神；毋須諱言，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象徵資本”。觀察這些“好事”的“同學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後，不時穿越歷史時空，與“永遠的五四”對話，可以讓我們領略什麼叫“歷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說到這，我想推薦幾篇文章，作為宏大叙事的補充。北大國文門1918級學生孫伏園\(1894—1966\)，在《回憶五四當年》（《人民文學》1954年5期）中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記憶。 　　與此印象和口號之爭相對應的，是細節與大事的互補。新潮社骨幹、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楊振聲（1890—1956）撰有《回憶“五四”》（《人民文學》1954年5月號），不講大道理，注重場景描寫，很有趣。文章提及蔡元培校長帶來了清新的空氣，《新青年》警醒了一代青年，接下來是：“當時不獨校內與校外有鬥爭，校內自身也有鬥爭；不獨先生之間有鬥爭，學生之間也有鬥爭，先生與學生之間也還是有鬥爭。比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學生之間的鬥爭。有人在燈窗下把鼻子貼在《文選》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時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倫的詩。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念著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幾個人在討論著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後，她的生活怎麼辦？念古文的人對討論者表示憎惡的神色，討論者對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眼光。”至於說到《新潮》、《國民》、《國故》的重要編輯人都在同一班，大家除了唇舌相譏，筆鋒相對外，“甚至有的懷裡還揣著小刀子”，這就有點誇張了。不過，下面這個觀察很有趣：“當時大多數的先生是站在舊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學運動前，黃侃先生教駢文，上班就罵散文；姚永樸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罵駢文。新文學運動時，他們彼此不罵了，上班都罵白話文。” 　　都是血氣方剛的大學生，除學術及文化立場外，難免還有意氣之爭。許德珩1950年後，不斷談論“五四”，1979年、1989年兩次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不全是職責所在，其中也有個人感懷。應母校北大的邀請，許德珩還撰寫了長篇自傳《為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就像書名顯示的，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時代的夢想———其對於五四歷史的追憶不見得十分可靠，對於五四精神的闡釋容有偏差，但終其一生，與“五四”展開不懈的對話，這點讓人感動。自傳中涉及五四運動部分，有段話我很感興趣：“因為我們與傅斯年合不來，他們幹的事我們不幹。……《新潮》提倡寫白話文，我們《國民》就偏用文言體裁發表文章。當然，這與我們的刊物是全國性的有關，因為當時社會上對於白話文還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與《新潮》搞對立的意圖。到了‘五四'以後，《國民》雜誌的文章就改為白話文了。”這話有自我辯解的成分，畢竟人家用白話寫作在先；可其中透露出來的“意氣之爭”，確實屬於“同學少年”。 　　在《五四偶談》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稱平日不談五四，因為“我也是躬與其事之一人，說來未必被人認為持平”；對於“社會上有力人士標榜‘五四'的時代”，更是不願附和。明白“五四”本身的局限性———淺薄乃至偏激，但當有人刻意抹殺時，會挺身而出，捍衛“五四的精神遺產”———這或許是很多“五四”老人的共同立場。 　　說到“五四”老人的自我反省，還可舉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懷念“風雨操場昔會逢”以及“趙家樓焰已騰空”，接下來是將“四五”比擬“五四”，稱“波瀾壯闊後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態猶孩，得遇千秋創局開。耄及更教談往事，竹枝漁鼓盡堪咍。”詩後有自注：“當時餘浮慕新學，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淺。”除了將宏大叙事轉化為私人追懷，更將“五四”理解為代有傳人的“千秋創局”。我們對這段“青春歲月”永遠的懷想，某種意義上，不僅當年的大學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淺”，連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裡去。用今天的眼光來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諸多毛病，其實並不困難；難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與創生。 　　閱讀北大校史資料時，我感觸最深的是：同一個中國文學門（系），直接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生（1916、1917、1918級），明顯比此前此後的同學更有出息。為什麼？因為有激情，有機遇，有舞台。依我的觀察，各大學各院系大都如此。當初的“同學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後的追懷與闡釋，成為其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昔日的口號或學說，早就被後人超越了，但那種追求真理的氣勢，以及青春激情與理想主義，永遠值得你我追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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