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我們的口徑應當變一變，就是要求法律在制度設計上必須遵循一個規則，要看誰獲利多，誰受害多，規則要取得這麼一個平衡。法律的設計就是要調整利益嘛，取得一個平衡。
既然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上受到的影響相對不大，我們在法理上就不應承擔特別多的責任。當然在國際政治上，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所表現的風範那是另一回事。抑制全球變化獲利最多的國家，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換句話說，就是日本、英國、歐洲等，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到歐洲的時候，歐洲學者說，氣候變化對歐洲大陸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對亞洲大陸的影響。像德國的沿海地區，氣候變化對德國的不利影響很明顯。但是在中國，至少我感覺還不是那麼嚴重。我這樣講並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讓那些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總與中國過不去的人明白中國並不欠你們甚麼。
中國氣候的多樣性，導致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承受能力是很強的。而且由於中國是後發經濟，歷史上的污染積累是發達國家造成的，因此我們對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應該強調這樣一個要點，就是那些通過治理可以獲得更大利益或者說受益最大的那些國家，就應該相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是說，在制度設計上必須有不同的考慮。
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
側重的環境治理領域要不同
第四個因素也是我們過去沒怎麼宣傳的。以我的研究，經濟格局也是引起氣候變化的一個因素。
有一本《環境科學概論》，其中把全球氣候變化的原因列了好幾個，這些原因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聯性的程度，也標誌出來了。他認為溫室效應的產生就是兩個原因，一個是化學物質的使用，再一個是石油煤碳的使用。這兩個原因，來源於高度經濟活動。高度經濟活動主要是集中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雖然也有高度經濟活動但是遠遠少於發達國家。
但是他繪製的圖中沒有標出溫室效應與工業污染的關聯，按照他的理論，他認為沒有多少關聯。製造業與氣候變化沒有關聯，因為製造業的活動表現為產品，而產品使用者實際上應該與製造業者共同承擔溫室效應的責任，而不是在哪製造就由哪承擔。雖然作者沒有標明這種關係，但是他肯定是以這個原理來說明這種關係的。
可是我們現在有些學者，就循著發達國家的思路。發達國家認為溫室氣體的效應，就不僅僅在於高度經濟活動，而是要把工業污染，甚至農業污染、人口增長，都包括在其中。這是錯誤的。
我認為，全球環境問題這麼多，根據領域的不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任務，所負主要責任的領域，是不相同的。作為發展中國家應當更多地考慮解決農業污染、生態破壞、人口增長問題，這也是對全球解決環境問題做出自己應該做的貢獻。而對發達國家來說，他們對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貢獻，恰恰應該放到溫室氣體這個領域。因為全球的環境問題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同的國家按照發達程度不同，側重的領域應該是不相同的。
在我看來，這種結論是成立的，我們不能按照發達國家的思路，老是談溫室氣體、全球氣候變化，反而把我們的農業問題、製造業問題、人口問題都給捲進來了。
中國的重點在於節能減排
而不能放在限制上
氣候變化問題屬於環境問題，任何環境問題都是有兩面性的。比如約瑟夫．奈，還有約翰．唐納胡共同編了一本書，叫《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其中談到，任何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並不全是負面的。比如該書以物種的遷徙為例，說物種遷徙帶來了很好的效益。比如西紅柿、玉米、馬鈴薯、紅薯這些從美洲大陸遷徙到亞洲的作物，對解決亞洲的飢荒是產生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這種物種遷徙屬於人為的環境變化，帶來的是好處。而人為的氣候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好處，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們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在應對發達國家提出的氣候問題方面，應該將重點放到節能和減排問題上，這個最適合我們中國的國情。
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是通過所謂可持續發展中限制的觀念。限制的觀念比如說歐洲提出的零增長，或者美國在克林頓時期提出的要限制工業。但是對我們中國來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絕對不可能把重點放在限制上。而應該把重點放在節能減排上。此外，在抑制氣候變化的同時，我們還應適應氣候變化，這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的要求。
郭震遠：座談會結語
今天這個論壇，大家都發表了很精闢的意見，雖然意見不盡相同。但是有幾點是具有共識的。
第一我們要看到氣候變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問題，而且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作為世界熱點的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是最高層次的問題。因此，我們對此就應該從多個層次來共同認識、探討如何面對和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大家是有共識的。
第二點共識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要關注這個已經成為世界熱點問題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但是我們又必須從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決定我們的政策。
第三點，我們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這個問題的時候，要認真地考慮如何貫徹我們的科學發展觀的問題。科學發展觀很明確地講，基本要義是發展，但是要可持續。對於這一點，正是我們一個可以調整、改變的機會。就像大家講到的，我們要把壓力變成動力。動力表現在哪，就是要落實科學發展觀。
我記得在一九七八年前後，我回北京的時候，當時有一本書非常熱門，就是羅馬俱樂部的那本書《增長的極限》。那本書的結論，就是到兩千年左右，世界的增長就極為悲觀了。這本書是在一九七二年完成的，後來介紹到中國，風靡一時。對此我們當時就有不同的看法，現在看來其結論是完全落空了。我這個人歷來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相信人類的發展是不可遏制、不可逆轉的；在發展的過程中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人類本身最終還是能夠找到解決的辦法。
同樣，現在炒得火熱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可以說如同當年《增長的極限》一樣起到了敲響警鐘的作用，但是就如同剛才有學者講到的，任何事物都有好壞兩個方面。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儘量減少負面的影響，促進正面的影響。從這一點出發，我同樣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結果，還是持一種樂觀的結果。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生命過程，地球也是一樣。我們不能說未來幾億年、幾十億年地球不會產生毀滅性的變化，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迫切的需要思考幾十億年的變化問題，那是杞人憂天。
評論員簡介
馬中：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博士、教授。
錢維宏：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1982年本科畢業於南京信息工程大學，1994年博士畢業於蘭州大學。近年來從事《天氣學》和《全球氣候系統》的教學與東亞季風的季節、年際和年代際變化的研究。
羅勇：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理學博士，研究員。長期從事全球氣候變化的事實與成因、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能源安全與氣候政策研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組第四次評估報告主要作者。
翟勇：1959年生於大連市，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院，現為全國人大環資委副巡視員，中國海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環境資源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曾參與海洋環境保護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氣象法、海域使用管理法、防沙治沙法、測繪法、海島保護法等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注重對環境立法與國家發展戰略的研究，已在許多報刊上發表過數十篇有關環境法治建設的文章，曾參與一些書籍的翻譯、編譯、匯編和撰寫工作。
周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教研室主任，北京市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會長，北京市人民政府環境委員會法律專家組組長，教授、博導。
高祖貴：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安全與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長期從事國際戰略形勢評估、中國對外戰略、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等方面的研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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