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珂：環境問題是國際法特例
原則應是獲益多則責任大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資源法教研室主任、博導周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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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的博弈成分遠多於法律
必須改變錯誤觀念
我們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觀念應該轉變。以前我們太過把這個議題當作是一個純法律問題，一個純國際法問題。但是，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議題，確實不純粹是一個國際法問題，不是一個純法律問題，而在相當大程度上屬於一種博弈。
因為法律所產生的結果，是對各個主體給出相同的結果。比方說，我們遵守物權法，買房子要登記，這對每一個人產生的結果是完全一樣的，不存在輸贏。而博弈是在規則之下，產生不同的結果，有輸有贏。就像人下中國象棋一樣，雖然大家一開始都有車馬炮，但是不同的走法會有不同的結果，這是與法律最大的不同。
而全球氣候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博弈行為，對各個國家所產生的結果是不相同的。遵守這個規則所產生的結果，跟其他國際法規範的結果，是大大不相同的。
問題就在於，我們現在一些人太多地將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作為一個法律問題，太想以一個守法的公民的態度，來對待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很明顯，這是錯誤的。
氣候變化問題
牽涉三個大的背景
第一個背景就是經濟全球化。全球環境問題和氣候問題全球化，是伴隨著經濟問題全球化產生的。對於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叫得最兇的是英國，這是第一種勢力。英國自工業革命之後，是從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獲利最多的，連美國都不如它，歐盟大致上是這種勢力的團體。
第二種背景是美國奉行的是單邊主義，而且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美國也是採取單邊主義的做法。包括退出京都議定書，都表現出其單邊的特徵。美國的單邊主義是與其實力相聯繫的，是根據冷戰的結果而形成的，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誰也改變不了。
第三個背景就是中國的崛起，而中國的崛起又伴生著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在環境問題上，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必然要有所反映。
這三個背景或者說三種勢力，歐洲和美國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有點類似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他們相互之間也有相互的配合與默契。歐洲對美國怎麼叫喚，對中國是一種甚麼樣的聲音，實際上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是響應著歐洲。而美國說一定要拉上中國，如果中國不承擔，我美國不會承擔減排的義務。他們之間具有共同利益，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抑制中國的崛起，有關氣候的問題不過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工具或者說棋子而已。
與中國的崛起相近似的，還有印度、巴西的快速發展。此次在巴厘島的時候中國也說了，就是針對中國、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的。表面上大家爭論的是環境問題，背後是國家利益問題
環境問題在國際法上是特例
強調“不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在環境問題上，我們有一個提法，這在國際法上是很少這麼來提的，就是國際環境保護有這麼一個重要原則，叫做“不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與其他的國際法的責任是不相同的。其他國際法在原則都是共同的，很少提“有區別”，而在環境問題上強調是“有區別”。
為甚麼要“有區別”？現在一些學者已經提出的，包括中國與西方國家談判也提出的，就是強調兩點，一個是歷史。就是說發達國家在歷史上已經通過大量排汙獲取了巨大的利益，給這個星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但是當發展中國家積極謀求發展的時候，西方國家卻以排汙問題為由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那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英國有一句諺語是“Every dog has his day,(類似中國顏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國家也不能自己輝煌了，卻不讓別的國家輝煌。
另一點就是發達的程度。發達國家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了，有實力承擔更多的環境方面的責任。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實力所限，沒有這麼強的實力承擔與發達國家一樣的環境責任。
除了這兩個原因，我認為還有第三個也是最為特殊的原因，這就是氣候變化危害殃及各國程度不同，防治氣候變化各國受益程度也不同。目前人們談到氣候變化時過多地強調它是全球性問題，但對各國影響的區別卻很少議論。如果不看到這種區別並以此為依據在責任的承擔上加以區別，那麼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就無法取得共識，更無從達成共同的行動方案。
中國氣候的多樣性
導致承受變化的能力較強
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多樣性，也即是說，氣候變化對不同的地區、不同區域的國家，所產生的影響的程度，所帶來的利弊的程度，是不相同的。這種差異也是非常大的。
我感覺我們對外的口徑有一個錯誤，就是講“全球氣候變化，中國也是很大的受害國家”。我們說這個有甚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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