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明確指出：皖南事變“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轉折點或分水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過去採取的一面鬥爭、一面聯合的政策，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對於他們，我們現在已不得不放棄聯合政策，採取單一的鬥爭政策 ”。儘管，按照目前的國際國內條件，“由開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其時間的快慢，由國際國內各種複雜條件來決定。但蔣介石實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確定了的，因為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已經日益反動，毫無希望了。”今後，“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動員全國人民，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的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組織抗日民主的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民國。”
從1939年國民黨開始具體策劃和實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針起，到1941年皖南事變結束止，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策略轉變，在一系列極其複雜的過程中終於完成了。儘管，由於總體上國共兩黨實力對比的限制，由於莫斯科的不理解，特別是由於事實證明蔣介石仍在抗日等原因，中共中央不久之後又逐漸恢復了國共合作的政策。但是，撤消對國民黨領導地位的承認，放棄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幻想，提出“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的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策略，這無疑是決定著中國未來命運的一種重大的認識變動與策略變動，是抗戰中的共產黨邁向它的1949年的一個關鍵性步驟。
面對這樣一種重大的認識變動與策略變動，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的分歧之大，是顯而易見的。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近乎公開的意見分歧乃至政策衝突，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了迅速改變與共產國際之間上下級關係的嚴重必要性。於是，毛澤東與莫斯科、中共與蘇聯及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了。（來源：人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