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來沒有最怪，只有更怪，這一回還是關於信訪，民間曾有定制的黑監獄，比如北京的馬家樓，背後當然是權力之手，這一次似乎與文化扯上了點關聯，陝西旬陽縣下發紅頭文件，說要把那些纏訪者寫入縣志中，讓這幫人“青史留名”，纏訪者會不會留名青史，現在還真不好說了，主政此事者只怕從此要名聞天下了。
從旬陽縣最初的紅頭文件來看，凡是那些重大纏訪者都有可能進入縣志“青史留名”者，而在後來的官方說法中，又變成了“怎對那些專業的鬧事者”。當然，無論是不是措辭表達不當，從這兩種說法來說，都有讓人莫名其妙之處。
如果按照紅頭文件的說法，何謂“重大纏訪者”呢？如何來界定這個“重大”的邊界呢？據說還會搬出公開聽證程序，看上去似乎有了民意的尊重，但在當下的聽證制度設置下，又如何讓人相信這不是一種“預設”或是“大多數人的暴力”呢？而且以“老扯”、“麻名兒”、“燃筋頭”來界定“纏訪者”，這又是不是對一個群體的污名化呢？
而如果按照最新官方的回應，同樣也存在一個如何界定“專業”的問題，在職業認定序列中，相信應是沒有如此的類別，那麼，這同樣可能發生扣上“莫須有罪名”的情況。
而即便不去考慮這些現實障礙，把這些纏訪者寫入縣志又是否合適呢？從縣志的存在價值來看，它是用來記載一個縣的歷史、地理、風俗、人物、文教、物產等的專書。“給當地工作帶來極大被動，抹黑了旬陽的影響和形象，更嚴重的是破壞了依法治國的法制土壤”的纏訪者，到底是屬於地方歷史還是地方人物呢？他們是否適合寫入縣志中呢？無論從影響力還是從傳揚價值來看，也實在是輪不到這些“纏訪者”。
此外，從縣志編寫工作來看，它雖然是屬於政府公共職責的設定，但是它的本職工作在於忠實記錄地方風土人情，換句話說，它既不能被公共權力所綁架，也不能被其所利用。如果要通過縣志讓一些典型“記錄在案”、以“道理讓後人評說”的方式，引導公衆對這些人進行道德譴責，除了事實上的不客觀外，本身也是對縣志歷史叙述中的粗暴幹涉。
於此而言，這種把“纏訪者寫入縣志”的做法，無論從對象的圈定，還是方式的本身，都可能淪為事實上的簡單和粗暴，而其主導者則是失範的權力。我們當然要去理解公權力對破壞信訪秩序的纏訪者的治理態度和決心，但是，這種公共治理，終究要回歸到法治的範疇內，而不能以法外施加的懲罰來“遏制”，要知道，當其合法性基礎都不存在時，再好的治理效果，都是一種治理之殤。
對纏訪者的治理，并非面臨著無法可依的尷尬，而類似“寫入縣志”的偏方為何頻頻出現，關鍵還是在於政績思維下的簡單粗暴，在於把“穩定壓倒一切”做過於片面的理解，要知道，截訪并不意味著矛盾的解決，必須通過建立合法、有序的信訪秩序，讓纏訪者、尤其是專業的鬧事者得以看得見的治理。（來源：瀟湘晨報 作者：高亞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