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平台在之前發生的鄭州空姐遇害事件後，經過整改，已經全面上綫了一些用戶端的一鍵緊急求助系統。很多時候這些系統未能發揮作用，主要原因在於用戶并不了解，這就導致預警機制變為“睡眠的權利”。從對用戶告知倫理角度講，平台有義務將改進措施、新進系統、救助方式全面告知用戶。
有消息稱，本次事件中，被害乘客與司機協商之後主動取消了訂單，導致受害人無法點擊一鍵緊急求助按鈕。但這并不是平台推卸責任的理由。滴滴的一鍵緊急求助系統指向的是內部的客服，而非警方。一旦取消訂單，這個按鈕就關閉了。這說明滴滴在上次鄭州空姐案後整改新增的求助系統還存在很大弊端。
最後，平台人臉識別和證件驗真制度，能够保證人與車的對應關系，不過，對於私下偷換車牌的行為確實很難管控。如同出租車行業中廣泛存在的套牌車一樣，除非綫下全天候檢驗，否則不會見成效。這就需要平台在每次乘客上車前，必須盡到明確的提示義務，提示用戶仔細檢查所乘車輛號牌是否與登記號牌一致。若不一致，平台可采用獎勵用戶舉報的形式，最大程度地避免私下換牌。
話又說回來，馬基雅維利之所以要制定規則者必須假設人都是“凶惡”的，其核心在於強調制度和規則必須能够應對極端情況和凶惡之人。從這個角度講，大數據不僅能做用戶個性化使用和精准營銷，而且還能成為預判危險的算法；人臉識別不但能够做到免密支付，還必須能够查找壞人和判斷情緒；一鍵報警不僅能便捷求助，還應能完成警方聯動和全面定位，等等。
平台應與警方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聯動
回看這起事件，除了平台需要承擔責任和徹底改進之外，值得思考的地方還有很多。
第一，到底什麼情況下，平台可以向誰披露用戶信息？這起事件中，即便警方表明身份，平台仍拒絕提供司機信息，這個做法引起社會廣泛批評。按照《網絡安全法》的規定，網絡經營者應當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和偵查犯罪的活動提供技術支持和協助。按照網安法的規定，公民個人非經司法程序，是不能通過平台獲取他人隱私信息的。公安機關并非是警察以口頭“表明”身份，在案件立案偵查時，才可以通過程序獲取相關信息。這樣做看似繁瑣，但這是在保護公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這一點不能含糊，不能一葉障目，以個案否認我國已經建立的隱私法律保護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