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些看似“條款化”的要求，列舉的都是一些指引性的規定。“教哪些內容，使用哪些方法，原則上國家和社會是不幹預的。但是不論怎麼教，都不能觸碰底綫，不能因為家庭教育不當導致未成年人出現不良行為。如果因為家庭教育失職，導致孩子出現了問題，國家就要幹預了。”苑寧寧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目前看來，執行這部法律最大的挑戰就是，政府如何去落實法律中關於國家支持和社會協同的職責，如何結合各地方特點，迅速、快捷地去搭建公共服務體系。
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構建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家庭教育促進法》呼應了《決定》的要求，要逐步構建一套覆蓋城鄉的綫上綫下相結合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要開通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網絡平台，要出台家庭教育指導大綱讀本以及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中心。
苑寧寧介紹，除了要設立帶有公共性質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外，還要通過設立一系列家庭教育輔導站，來提供綫下的家庭教育知識宣傳和指導服務，同時也要考慮到一些欠發達地區，可以利用互聯網，建立網上家長學校或者家庭教育的網絡平台，提供一些基本服務，讓公共服務得到普及。
另外，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當中，要充分發揮現有平台機構的功能，嵌入相關的服務。例如在學校和社區建立家長學校，或是依托婚姻登記部門、醫療衛生機構、兒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少年宮等這些能够輻射到家庭和未成年人的場所，結合他們的職能，嵌入一些家庭教育知識的宣傳和服務，這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達到覆蓋城鄉的效果。
實際上，在《家庭教育促進法》出台之前，重慶、廣東、貴州、浙江、江西、福建、江蘇等一些地區已經率先頒布了《家庭教育促進條例》。苑寧寧在走訪調研中了解到，一些地區以縣域為單位，在縣級人民政府下設統籌當地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資源的服務中心，在中心下又設立各種各樣的站點，老百姓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就能享受到一些基礎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基本上解決了“最後一公裡”的問題。
“但是，在嵌入過程當中，如何保證家庭教育知識的准確性以及家庭教育服務的專業性，可能是接下來需要集中解決的一個問題。”苑寧寧說。
新法落地，路徑明晰。這部目的不在懲罰而在賦能的《家庭教育促進法》，進一步配合了新《未成年人保護法》家庭保護一章，深化了父母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提升了家長家庭教育的意識與能力，讓他們知道怎樣帶娃才是科學的。（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 記者：劉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