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當前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制約。當前國際分工基本上仍然維繫著原有的體系，但國際資本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及貿易結構卻有較大的變化。也就是說，類似美國這樣的經濟主導國家，在經歷了由“世界銀行家”到“風險資本家”的轉變之後，其國際角色也在發生變化，它不再完全主宰世界經濟的命脈,世界經濟正在逐步形成通過資本要素的優化配置及貿易結構的調整來自我主導全球經濟的運行機制。但是，美國在金融危機後通過短期的債務資本流入，很快又為長期的股權和直接投資的流出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同時通過不同資產組合收益率的差異又很快重新獲得了主導國家的金融利益。可以說，在以美元為中心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外圍國家雖然呈現順差，但其比較優勢只能反映為美元儲備的增加，而很難在實物領域變為現匯。美國則可以通過國內信用手段來影響美元的幣值，通過“估值效應”的存在對其貿易逆差所產生的對外債務負擔進行調節，有效的降低國內經濟的運行風險，從而在現行的全球經濟利益分配格局中的獲取更大的收益。因此，美國對華貿易問題的“政治化”也只是緩解國內矛盾的一種應急行為，而不可能長期停留在一個較高層次的水平上。
三受中美經濟相互依賴的“包容性”制約。隨著中美兩國政治和經濟交往的不斷深入，無論在貿易還是在金融領域，中美經濟的相互依賴關係都在不斷加深，其共同利益也不斷增多。中美共同利益的不斷增多，彼此之間就一定產生相互取舍的“包容性”。所謂“包容性”，就是指中美之間誰都不會輕易的捨棄對方，儘管雙方貿易摩差不斷，但為了共同利益都會相互忍讓，絕對不會把貿易爭端推到“撕破臉皮”的地步。分析每一起中美重大貿易案例，可以說雙方都預留有“處置底線”，這就是最好的佐證。但是，近年來中美在貿易間出現了問題雖然都能相互“包容”，但在相互 “包容”之中又凸顯有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其敏感性，指的是在現有的規則下受外來影響的承受力。比如說，中美貿易的對稱依存是相互的，但若有一方違規或受外來干擾，這就要看對方對這種非對稱依賴程度的接受能力了。脆弱性是指，打破相互依賴關係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以及尋求可替代的能力。也比如說，當因中美兩國的相互依賴關係被打破而中國要付出巨大代價時，中國肯定要拉起美國“做墊背”讓其付出的同樣代價。因此說，中美之間應該是貿易是貿易，政治是政治，貿易和政治絕不能混為一談。混為一談對誰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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