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鈞：每逢亞洲地區的執政者想在本國做出改革的時候，都必然嚮往新加坡模式，因為它很吸引，既是民主制度，又有絕對的執政優勢，選舉好像必勝一樣。所以我們一想到政制發展，就想到新加坡模式。但是當我們去新加坡實地考察就會發現，它雖有其成功之處，但只能在新加坡行得通，因為與其立國背景、李光耀日積月累的威權很有關係，這一點無法複製。但是現在也出現明顯變化，剛剛過去的選舉，執政黨雖然保住多數議席，但是也有一些重要議席輸了，得票率不斷下降。香港情況完全不同，沒有李光耀，所以將來發展，一定要從我們的實際環境出發。台灣模式可以參考，但只限於選舉伎倆（笑）。
我相信未來一定要實行政黨政治。特區政府心目中仍然希望行政主導，認為建制派政黨要支持它。記得曾蔭權剛上任時，有高官私下跟我說，以前董特首靠民建聯支持，現在曾特首民望這麼高，以後誰靠誰不知道的啊。政府的心態就是如此，我爭取民意，不用靠你們政黨。後來曾蔭權民望一路下滑，被反對派拖住，他才加強跟我們的溝通。泛民靠不住，比如競爭法的立法，明明在下面說好了，到了立法會又反口不支持、不認數。現在政府制定政策時，容許建制派更早參與過程，幾年前卻不是這樣。現在政黨和政府的關係就是這樣。政府從強勢變成弱勢。以後換了特首，是否如此呢？特首是否可以通過與各個政黨討價還價，就能夠達到穩定執政？我想不行。
長遠來說，一定要走執政黨的路線。但是，香港準備好了嗎？曾鈺成考慮參選特首一事，給我們很好的反思機會。當時他宣佈可能參選，我們就想，如果此刻他參選，我們作為香港最大的政黨，是否準備好配合他執政？我們的政綱拿出來，能否給香港很好的管治？但是我們發現，以前很多構思，實際運作上並不現實。比如“公共交通穩定基金”，民建聯提出成立幾百億的“公共交通穩定基金”，誰加價，就利用這個機制令其不用加那麼多，但是具體落實細節卻難以執行。立法會議員，面對民怨沸騰，常常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概念”，然而真到了執行，這些概念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是否能夠真正做到？許多政策，我們認為並不成熟，因為政黨沒有執政綱領。政治人才的問題也很實際，民建聯一下子怎麼湊齊五司十四局局長？去外面找人，人家是否願意加入？香港政黨過去不用執政，也沒有培訓執政人才，人們也因此不願意加入政黨。民建聯是第一大黨尚且如此，其他小黨就算給他們執政，他們敢不敢？未來的發展必然是這個方向，政黨發展邁向執政是必然，問題是怎麼做，必須認真考慮。
香港的政黨用政治立場來分建制和泛民陣營，但是如果撇除是否支持中央或民主進程這些因素，民建聯和民主黨其實沒有什麼分別，尤其在公共政策方面，我們的“顧客群”的組成差不多。雙普選之後，各個政黨在政策上差不多，相信到時我們民建聯的空間會更大。未來會不會有執政黨？什麼時候有？中央政府是否準備好了？如果由泛民執政，中央能否接受？這是核心問題。就算民建聯第一次執政，以後始終有民建聯不能執政的時候。泛民執政，香港會不會出問題？這是大家要思考的問題，但是我不覺得這是天塌下來的事情。這次特首選舉，何俊仁的民望始終最低，他未來選立法會卻必勝，同一個人，為什麼如此呢？因為市民在選特首的時候，會想這個人中央是否接受，選立法會市民則更看重這個人能否監察政府。香港市民在不同層次的選舉中，考慮不同因素，這是值得研究的現象。
至於特首的政黨背景，我不覺得這是很大的限制。2017年選特首，民建聯如果派一個人出來選，他可以退黨，我們依然支持他，所以這些門面的限制影響不大。這個規定，以前限制了政黨發展，矮化了政黨的角色，因為政黨只照顧小眾利益，所以特首不應有政黨背景。我們一方面鼓勵人們加入政黨，為香港服務，另一方面公共宣傳又說政黨不是好事，很矛盾，可見這些限制沒多少作用，也沒必要。2017年選舉，特首一定跟政黨有緊密的關係，就算沒有政黨背景，也必須要得到大的政黨政團的支持，才能完成這麼大型的選舉工程，才能吸納足夠的票。
最後，有關政治人才的培養。如果能夠提供更好的薪酬和資源，當然是好事，不過根據我自己從政十多年的經驗，發現從政的人靠一股熱情，靠興趣和理念。如果只從理性功利主義出發，從政是不符合利益成本的。我作為一個律師，如果不做區議員，不在民建聯做黨務，律師的發展一定更好。過去很多官員，比如梁錦松，他們願意放棄高薪厚職加入政府，相信不是錢的問題。所以，就算從政的回報不如商界，也未必不能吸引人才。當然回報不能太差，但只要報酬合理，有熱情有理念的人就願意投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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