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丁汝昌“怯戰”，消極保船，貽誤戰機。這一指責實際上是朝廷大員推卸責任、尋找戰敗替罪羊之舉。
甲午戰爭中，丁汝昌幾乎參加了北洋艦隊除豐島海戰外所有的戰鬥和重大行動，黃海海戰中，他負傷後還不肯進艙，仍坐在甲板上激勵將士。而在抗敵過程中，丁汝昌時常遭受無端指責及處分。他有許多機會可以推諉卸責脫離戰場，但他從未這樣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頂著來自朝廷的問罪、處分和言官們如潮的聲討、謾罵，抱定必死決心，忍辱負重堅守指揮崗位，直至自殺殉國，這樣的人會“怯戰”嗎？
實事求是講，丁汝昌在指揮上深受李鴻章“保船制敵”消極防禦方針的束縛，但他僅是這一方針的執行者。將“怯戰”、消極保船和貽誤戰機的帽子扣在他頭上，顯然有失公正。
三說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敗的禍首。這是當時光緒皇帝和一些朝臣為推卸戰敗責任對丁汝昌的指責，什麼丁汝昌“一貫畏怯避戰”，“旅順危急，率兵艦望風先逃”等，現代還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後死”，稱他自殺不是“以死報國”，而是自知罪責重大，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
這樣評價一個英勇抗敵、自殺成仁的將領是很殘忍冷酷的。試想在艦隊陷入絕境之際，日軍將勸降書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誘他投降，丁汝昌斬釘截鐵表示“予決不棄報國大義，今惟一死以盡臣職！”時，是一個怎樣的心境？在威海保衛戰中，丁汝昌以北洋艦隊殘餘兵力多次擊退優勢日軍的猛烈進攻。“定遠”遭襲時，他正在艦上與諸將議事；“靖遠”中彈時，丁汝昌正在艦上督戰，並意欲隨艦俱沉。像他這樣一個抱定“船沒人盡”決心的人，為何要先投降，再自殺？僅用“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來解釋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丁汝昌這種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忍辱負重，最後時刻盡節以終的崇高品格和愛國精神難能可貴。這一切不應否定，也不容否定。歷史應當還丁汝昌這個甲午戰爭最大的悲劇人物以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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