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事故率高的問題也應客觀分析，北洋海軍成軍僅6年，駕馭的又是代表當時科技水平的新式戰艦，在官兵素質尚不高的情況下，事故隱患在所難免。鄧世昌自投身北洋艦隊後事事爭先，頻繁執行各種任務，而執行任務多、幹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會高。對此，不應以偏概全。
二是對鄧世昌駕艦撞擊“吉野”提出質疑。有人認為，“致遠”艦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還有人強調，在蒸汽鐵甲戰艦的時代，使用撞擊戰術很不科學。
從專業的角度分析，其一：當時日艦正以優勢兵力和火力形成對旗艦“定遠”的圍攻，形勢非常危急，鄧世昌此舉可吸引敵艦、減輕旗艦壓力；其二：撞擊戰術在當時仍有一定適用性，“致遠”艦艦首下方就有為實施撞擊而設計的衝角，當時“吉野”在縱隊隊列之中不便機動，又正好處於“致遠”艦首正橫位置，“致遠”是以截擊態勢衝向日艦，一旦撞上可收重創敵艦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側舷速射炮的火力優勢，正橫向是其發揚火力的最佳方位，“致遠”試圖撞擊“吉野”，迫使其轉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於改變北洋艦隊的不利態勢。由此可見，撞擊“吉野”並非盲目之舉，而是試圖以重傷之艦為戰局作出最後一搏的英勇選擇。
三是對“致遠”艦的作戰準備提出質疑，認為很可能是日艦炮彈命中“致遠”引爆艦上魚雷。有人進一步稱，北洋艦隊接戰前要求各艦將魚雷棄海，以免中彈引爆，而“致遠”艦由於故障無法將魚雷投出，恰恰就是這枚魚雷最終造成“致遠”沉沒，由此推論鄧世昌對作戰準備要求不嚴、不細。
這一指責既不真實，也不專業，所謂“棄投魚雷”是杜撰的。常識告訴我們，艦載武器不僅有魚雷，也有炮彈，如果怕魚雷引爆就將魚雷卸掉，怕炮彈引爆就將炮彈卸掉，豈不可笑？
四是質疑鄧世昌究竟是“墜海”還是“跳海”，認為以“致遠”龐大艦身，只要鄧世昌堅守崗位就不會墜海，由此推斷鄧世昌是在艦沉之前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稱號名不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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