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3日電／當前，理論界乃至全社會有兩個需要下力氣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左”右因缺少統一的價值坐標和評價標準而難達共識，爭論長期存在，這已經對黨創新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構成嚴重掣肘；另一個是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和理念的解讀表面化、膚淺化，這同樣影響著全黨全社會達成共識、凝聚力量。兩個問題有著相同的根源，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在理論建構上沒有實現相應突破，這樣就長期存在以革命理論指導執政行為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歷史要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創新政治觀
中國與西方國家比較，差異性並不僅僅在於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或者說不僅僅是政治制度與社會運行規則的問題，更重要地反映在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的構成與邏輯方面。在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下，西方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邊界清晰，職責範圍較窄，主要限定在行政範圍。所以，政黨輪替政府換屆，新領導人上任後，既不需要考慮立法和司法改革，也不需要重新設計國家政治結構和政治體制，更不需要建構一個新的精神大廈，引領社會思潮，制訂道德價值觀系統。因為西方的政治制度早就由開國元勛和一批思想家設計完成，立法和司法也由“三權分立”作出界定與分割，任何政黨執政都無權更易。至於精神大廈主要是由宗教信仰來構成，而宗教信仰又是不可更易的，是一種維繫數千年不變的東西。即使從社會層面看問題，西方的道德本質上是宗教倫理道德，因而由宗教理論指導，由教會和社會公益組織推動，再加上完善的法律規範與深厚的契約意識，政府和領導人都不需要在這些方面花大氣力，這也是西方國家領導人工作內容單純的原因。
中國的領導人遠沒有西方領導人那麼輕鬆，因為中國的宗教不具有支撐精神世界、引領社會道德的功能，而法的作用也處於發展過程中，我們社會最大的調整力量是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大眾的社會活動都是以政治活動為核心和評價尺度，一定意義上把中國界定為“政治中國”更為貼切，這也是中國人較西方人政治參與度更高的重要原因。反映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責任方面，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既要承擔政治設計的責任，還要承擔思想和精神引領的責任，這便決定了我們不僅要關注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方略，更要關注執政方略背後的政治理念，也就是政治觀，這一點更帶有根本性。
任何一種制度模式和社會運行規則都與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有關，無高下之分。既然我們是政治決定一切，那麼政治設計、思想引領、道德規範都由黨來承擔，進而對最高決策群體，尤其是最高領導人有極高的期待，他必須完成政治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必須找到政治思想的支撐和引領，必須完成社會道德體系的建構。這一切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政治觀，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就產生什麼樣的政治設計，僅僅遵循前制，沒有實現重大突破者不算一代，只有創造性的新政治觀才能開創新境界，所以，新政治觀是一代領導人的鮮明標誌和評價尺度。
如果以鮮明性、貢獻特質來認定中國幾代領導人，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反映在建黨建軍，鄧小平的貢獻反映在治國，習近平的貢獻將突顯於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民族人文品質的提升，反映在強化民族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能力，這些共同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把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引向成功的是毛澤東，但在國家建設時期他的認識存在誤區，沒有跳出階級鬥爭的束縛，結果出現了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改善和引領中國共產黨實現轉型，或者說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思維引向執政思維的是鄧小平，他解決了中國人一直無法解決的吃飯問題。鄧小平是最早參加中國革命的那一代人，貢獻巨大但不是主導者，他的貢獻主要是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思維和價值系統，實現了一次重大超越，實現了治國理念的突破。在探索中國的大國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以重大理論突破實現黨的自我超越，實現民族的飛躍性發展，這個責任落在了習近平肩上，原因在於兩個方面：首先，中華民族與中國共產黨都處於十字路口，要麼超越，要麼走彎路甚至歧路，沒有中間道路，這時需要引路人；再者，習近平已經展示出來的執政風格和執政能力，一個反腐和立規矩，就已經切入到改變中華民族價值觀的層面，令人刮目相看，且盡顯偉大政治家的品格和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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