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重點拉攏都市“原住民”群體為其所用
伴隨島內的城市化進程，台灣當局不斷加大對都市“原住民”的經濟扶持力度。這包括：整合各“部會”資源，維護都市“原住民”就業、教育、住房等層面的基本權益；推動城鄉一體化的配套措施，保證“原住民企業”政策在城市區域得到有效落實。這類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原住民企業”的區域分佈不平衡、城鄉發展有差距等不足，也為拉平泰雅、阿美等山地族群與平埔等城市族群的經濟資源失衡與發展機遇落差產生了作用。
2016年以來，蔡英文上台後日益將城市“原住民”視為選票資源，不斷面向相關企業採取政策傾斜措施。與此同時，在“綠營”影響較大的台灣南部地區，民進黨當局也針對當地族群關係採取了若干政策調整，尤其是在交通、公共設施和防災安全方面，將建造部落集會場所，以及改進農村社區的工程項目外包給“原住民企業”，以此來換取其對員工家屬及關聯群體的忠誠遷移。
三是不斷強化“原住民”福利/產業關聯性
長期以來，台灣當局創建了一個以“原住民企業”為主軸的社會福利支撐體系，就此來幫助島內少數民族享有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具體到政策層面，主要是利用“產業群聚”模式帶動“原住民企業”的產業升級，融入數字技術來提升傳統產業的現代水準。此外，還通過專項資金和融資手段，部分 “原住民”殘障人士還得到低息貸款，就此組建小微公司維持生活。
目前，台灣當局看重改進“原住民”產品的市場推廣度，力圖讓其產品進入國際市場。2016年 “新南向政策”逐漸成為指導“原住民企業”外拓市場的主要方向。但由於東南亞國家與之在相關產品上多有雷同，且越南、菲律賓勞工湧入在一定程度上衝擊到台灣的就業市場，乃至壓低了當地酬勞薪資，部分“原住民企業”反而出現“用工荒”等反常跡象，部分少數民族群體進而出現了生活水平下降情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