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開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開始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這是現行的1997版《刑法》第九次面臨修訂，也是繼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之後又一次大修。
不難發現，這次《草案》中被修訂的刑法法條，很多背後都有近年轟動一時的公共新聞事件。刑法的頻繁修正，可以看作草根民意與最高權力機關之間的互動。
比如，現行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但未阻礙婦女返回原居住地，也未虐待被買兒童、不阻礙對其解救的，“可不追究刑事責任”。但事實上，這個“可以不追究”，在很多時候淪為“不可以追究”，如此一來，從買方源頭上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立法意圖就落空了。
近年來，普通民眾積極參與“微博打拐”等行動，幾乎是在倒逼政府嚴厲懲罰拐賣人口犯罪的“買方市場”；公安部、最高法也試圖收緊刑事政策，宣示了打擊買主的決心，但終究繞不過現行刑法“可以不追究”的規定。早報今年1月6日曾發表評論《及時修法方能有效打擊“人口買方市場” 》，呼籲及時修法。
這次《草案》將“可以不追究”改為了“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意味著所有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都屬於犯罪。民間要求修法的最強音，在此次刑法修訂中有“結果”了。
再比如，這次《草案》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婦女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婦女”改為“他人”，意味著男性也將被認可為猥褻罪對象。目前中國刑法的強姦罪、猥褻婦女罪，保護的對象僅是婦女；而猥褻兒童罪僅保護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這就導致很多14周歲以上的未成年男性淪為性侵害的對象。近些年，所謂男中學生“被強姦”的新聞屢屢發生，但警察往往以“沒有法律依據”而不加處理，引發民間對法律公正的質疑。
至於這次《草案》擬取消集體詐騙罪的死刑，更可看作最高立法機關對於之前“吳英案”汹汹輿情的積極回應。
法律，是正義之尺度，而正義不外乎人心。《刑法》作為國家懲戒犯罪的最嚴厲法律，也必然表征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正義觀，凝結社會成員的好惡愛憎，哪些該入刑作為犯罪嚴重打擊，哪些該輕罪化乃至做無罪化處理，這些民意當然應有序進入立法渠道，上升為國家意志。民有所呼，法有所應。從近年的立法實踐來看，草根民意上升為立法的先例有很多，比如“醉駕入刑”、“惡意欠薪入刑”等等。
但也需要看到，目前草根民意上升為立法的機制並不明確，渠道也不夠暢通。就像這次四中全會所強調的，還應“完善立法項目征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
就近年的“開門立法”實踐來說，最成功的莫過於2011年《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當時立法機關收到了破紀錄的23萬多條意見，並且將之分門別類地予以公示，接了地氣，贏得了社會公信。
我國最高立法機關實行間接民主，所以最高立法機關直接傾聽基層民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對於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意義重大。另一方面，更多的基層民意介入立法進程，才能有效打破“部門立法”的局面，使法律更能體現公眾的利益訴求，不為行政部門、利益團體所左右。
就此而言，多次被修訂、集中反映民間最樸素正義觀的《刑法》，在“開門立法”上還可做得更開放一些，比如，可以試行常態化的立法草案提前公示，讓草根民眾對立法有更多的發言機會，做到“民聲多一些”。（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沈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