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其中將行政拘留執行年齡從16周歲降低至14周歲。
有關行拘年齡的討論早已有之，隨著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頻發，其聲浪也愈高。《意見稿》的未來走向，於這場討論或有決定意義。
更重要的是，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的情況更為複雜。也正因為犯罪主體的特殊性，我們在審視未成年人犯罪現象時，不能僅從法律的懲戒性著眼。
每當輿論關注未成年人犯罪時，人們更傾向於使用“悲劇”“誤入歧途”等詞，更熱衷於追問其背後原因。的確，“人之初，性本善”，在一個孩子滑向犯罪深淵的過程中，家庭背景、文化水平、心理變化、地域和環境情況等因素的影響不容忽視，甚至，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是導致犯罪行為發生的直接原因。
而在不斷的追問中，輿論漸漸總結出一個規律：“悲劇”源於監護失責。這種失責是多方面的，家長、學校、社會都難逃其咎。一個家庭不和、中途輟學、混跡市井的孩子，顯然更易出現問題。
遺憾的是，雖然這個問題經過媒體再三呼籲，“關愛活動”開展了不少，教育、民政等職能部門的指導文件也鋪天蓋地，但并未見到明顯改善。究其原因，可總結為一句話——對付失責，缺少追責。
進一步說，“追誰的責”“如何追責”至關重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為例，其中明確了各個群體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責任，卻未言及具體的追責辦法。比如說，如果一個初中沒上完就輟學的孩子犯罪後，其父母、監護人應負有怎樣的責任？追責又該如何處罰？
回歸到法律的威懾性話題上，處罰標尺量化、懲戒內容細化的法律無疑更讓人生畏。在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護孩子們健康成長方面，更應該關注監護人的“知責而失責”的問題。
試想，如果對於未成年人監護失責的追究，也像行拘年齡一樣有明確規定，失責者會不會少一些呢？（來源：洛陽晚報 新聞觀察員：洛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