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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社會管理的未來

http://www.CRNTT.com   2012-01-03 09:39:52

廣東探索社會管理先行一步 　　正如改革開放方面，廣東在探索社會管理方面也先行一步。廣東這些年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進行了具有實質性的社會（制度改革），包括主要幾個方面。 　　首先是“小政府、大社會”。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目標。“小政府”是“大社會”的前提。從前強調的是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的分權，但廣東現在提出了政府向社會分權。在分權、培植社會力量等方面，廣東取得了不少成績。政府要管得少，管得好；把社會能夠管理好的事情下放給社會，把那些政府能管社會也能管的事情也下放給社會。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要給與社會足夠的空間，這樣社會力量才能生長和發展，才能學會自我管理。當然，政府不是完全不管，對一些主要的領域，政府要不惜一切成本來承擔責任，例如在法制領域。同時，政府也要對非政府組織等進行有效監管，避免這些組織陷入狹隘的自我利益而損害社會公眾利益。 　　在行政改革方面，廣東在縮短行政層級和在“瘦腰”方面做了很多試驗。前者發生在深圳，後者發生在順德。這裡應當強調的是順德的“黨政合署辦公”試驗的意義。黨政關係式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順德的經驗表明地方政府走“黨政合一”的制度所能帶來的一些列積極制度效應。 　　在政治方面，廣東更是大膽地嘗試著拆除執政黨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社會墻”。一些地方嘗試了人大代表工作室制度。現在，又在計劃設立黨代表工作室制度。所有這一切針對的是執政黨和社會嚴重脫節的問題，意在衝出“城堡”，重新確立執政黨和人民、社會之間起的有機制度關聯。 　　廣東的改革也表明，要確立有效的社會管理制度，中國需要總體制度改革的設計。廣東在改革過程中也和總體制度產生了一些矛盾。一線地方政府，面對嚴酷的現實問題，需要改革，需要制度創新。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央的一些部門往往成為地方制度創新的阻力。例如廣東的“人大代表工作室制度”就曾經被中央有關部門所否定。又如，近年來深圳進行公民社會建設，但中央的一些人又簡單地把此理解成為有利於“反對力量”的成長。實際上，這些“否定”反而有效地拖延著中國的制度創新。面對問題，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問題，而不是大談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不”字當頭只能導致社會問題的最終爆發出來。例如，如果認為人大代表不能以個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麼人大代表如何以集體身份來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又如，對公民社會，政府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對日益成長的公民社會進行規制和監管，而不是簡單的否定。 　　去年年終烏坎事件的解決方式也已經給人們一些希望。人們從中可以意識到，第一，政府和人民、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可以是良性的和雙贏的。第二，社會管理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甚至是政治工程。要對社會進行有效管理，就要對經濟、政治和行政等各方面作系統的改革。第三，解放思想最為重要。舊的思維一定要拋棄，社會已經變了，社會治理的思路也一定要改變。一旦解放思想，就有出現很多面向未來的可能性，而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就隱含在這些可能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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