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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與中國城鎮化進程之比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制度的分離和地理的分離：移動農民工體制的雙重分離  　　沈原： 我有幾句話要說，來這裡主要是：第一，秦輝是大明星；第二是劉瑜。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的教授們提出這麼多令人瞠目結舌的改革建議，不可小覷。 　　看《南非的啟示》特別看重後半部分，即啟示的部分。我長期做農民工研究，覺得秦輝老師講的流動工人這一塊對我特別有啟發，所以我說三點： 　　第一，剛才華生提出比較的問題，那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的，比較資源當然不一樣了；比較人口，我們有十幾億，南非有五千萬；比較人民構成，我們以為中國現在的農民工生產體制有多獨特，其實歷史上低人權國家都幹過這事，這是我說的第一點。 　　第二，在秦輝老師寫這本書之前，1975年、1976年，美國勞工社會學家專門寫了一篇《移民工生態》，他研究的也是南非，並把南非和美國加州農業工對比。今天秦老師從我們的角度出發，會發現這樣的移民工體制至少具有雙重特點：造成雙重的分離，即制度的分離和地理的分離。制度分離又分成兩點：一是勞動力在生產模式上把維持和更新這兩部分分開了，給你的錢就是維持的錢，再生產的錢養育子嗣，贍養父母，兒子要上學，老人要醫療，在南非放在黑人家園，在我們這裡放在農村。這是一個再生產的模式分離。二是家庭的分離和地理上的分離。秦輝這本書提出特別重要的觀點，即以地理上自然條件的分離來掩蓋制度安排上的分離，要命的是制度安排上的分離。另一個由此造成的移民工，在南非是黑人礦工，在中國就是農民工，造成他們的雙重依賴，他們既依賴留住土地的經濟安排，也依賴在農村的經濟替代。造成二重分離、雙重依賴，最主要的力量是國家，是國家設計的制度安排；基本的一個方向其實就是沒有給這些人（中國的農民工和南非的黑人）以基本的民權，特別是社會權。秦輝老師站在勞工社會學角度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新生代農民工的抗爭將走向一條不歸路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農民工生產體制到了危機的時候，到了一個有激烈衝撞的時候，所以秦輝老師提出“南非的啟示”具有一定的緊迫性，怎麼講？有兩點：第一點從我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來看，發現出現了三個特點：一是短工化，跟他的父母不一樣，他的父母出來打工是求一個穩定，在這期間城市對我的侮辱和壓迫都不介意，到春節時帶著錢回家，給家裡蓋房，給兒子交學費，給父母交醫藥費。現在新生代的農民工不一樣，我們今年做了兩千份抽樣調查，發現他們就業出現了“短工化”的趨勢，最長的是6—8個月，一定要換工，在現行體制下不像其父母那樣一忍就忍11個月、12個月。二是組織化，新生代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更看重組織，組織有三種方式：一種是非正式的，通過非正式關係組織起來；一種是公民社會，公民組織，很多公民組織都建立在工廠委員會；一種是他們特別看重企業工會，中國的企業工會跟美國不一樣，美國當年建企業工會是美國工人自主的工會，我們現在的企業工會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特別希望在工廠當中有一個制度安排來表達他們的訴求，而他們認為現有的工會基層安排、基層組織還在過程中。三是抗爭性質發生變化。他們父輩抗爭是現行抗爭，即工資不給我就抗爭，年底之所以有很多農民工討薪是因為你不給我工資。新生代農民，從2010年5月以後越來越看到工廠的利潤年年增長，而我的工資卻不增長，一旦提出這種要求，工人抗爭就走上不歸路，以前的個案可以解決，總理出面就能解決。現在解決不了，農民工這三種不同的趨勢，與中國農民工生產體制、秦輝老師筆下南非工人體制發生衝突。 　　我現在說的新生代農民工又是一個複雜問題，從生理上斷定是80後、90後，但農民工絕對不是一個生理概念，而是社會政治概念，什麼意思？他們和農村關係不一樣，很多人是在城市生長的，不會幹農活，到現在為止他們是無地農民工，不再分給他們田地。第二是和城市的關係不一樣，他們不把自己定位為城市的匆匆過客，他們認為這就是我的發展空間。第三和國家關係也不一樣，他們有很多公民權要求。所以我說新生代農民工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是2010年5月富士康的13跳和廣州新生代農民工罷工。仔細看前前後後，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已經起來，他們不滿意現在農民工的生產體制，於是產生了緊迫性。所以秦輝老師覺得第一個緊迫性在這兒。 　　第二個緊迫性據說是三中全會要做土地流轉。土地流轉對於新生代農民工有什麼意義，對於家庭有什麼意義，即經濟替代沒有了怎麼安排？我覺得秦老師的書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僅是講南非、講更遙遠的黑人國度，其實說的就是我們自己。所以我來參加這個會，希望透過秦老師啟發我們去想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最後，假如秦老師能進一步努力，雖然您不是研究南非的專家，但可以從一個角度去做，即他們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是不是曼德拉上台了，把問題解決了，不再有種族隔離制度，也不再有像候鳥一樣飛來飛去的移民工問題，他們解決得怎麼樣，這些東西對我們有啟示我覺得是最重要的。總的來說，這件事非常急迫、緊迫，需要學術界對相關經驗進行研究，需要我們對很多現實進行調查，需要我們該說話時要說話。我的匯報完了，下面有請榮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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