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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與中國城鎮化進程之比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取決於兩個解放：農民工和土地制度的解放  　　榮劍： 你講得非常好，我接著講一下，秦輝的書我仔細看了，對於南非情況，我跟在座很多學者一樣沒有進行專門深入研究，但是對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制度安排非常感興趣，年初寫過一篇關於歷史的真相與和解的文章，舉了三個案例：一個是韓國的，一個是中國台灣的，一個是南非的。對於歷史問題的處理我提出四個原則：一個是真相原則，二是賠償原則，三是和解原則，四是憲政原則。今年去韓國看了“5·18紀念館”，回來寫了一篇文章，下面要去台灣地區。秦輝這本書補充了我知識上的缺陷，對南非的經驗有系統的闡述。 　　秦輝的價值立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這幾年反覆講低人權和負福利制度安排下的經濟高速增長，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中國經濟匹配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按照張五常的說法，“中國做對了什麼？”經濟的高速增長肯定和制度安排合理有關，如果沒有合理性怎麼可能發展得起來？所以“中國做對了什麼”成了一個流行的說法，包括周其仁寫了一本書《中國做對了什麼》。對於“中國做對了什麼”，張五常有兩個解釋：一個解釋是他80年代的說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引進，這是最重主要的；二是提出限制競爭說。限制競爭是一個弊端，政府的競爭所導致發展的整個舉動。這個解釋我認為站得住腳，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因為中國的發展個取決於兩個“人治”，一個是市場的人治，一個是政府的人治，這兩個人治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到了2010年或者2011年以後，大家感覺到中國模式發展有許多問題，需要重新解釋。華生寫了一本書，我贊同他“中國還沒有做什麼”的說法。從“中國做對了什麼”到“中國還沒有做什麼”可以看出現在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秦輝所提出的南非情況，聯繫中國實際情況來看，會發現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取決於兩個重大要素的解放——一個要素是農民工的問題，農民身份的轉化問題，農民進城了；一個是關於土地制度問題。土地制度的轉換，由集體土地實際上是農民的土地成為國家的資產。這兩個要素的解放，給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而怎麼來評價這個狀態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它的不合理性、對農民盤剝是另外一回事。如此就面臨著秦輝這本書所提到世俗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衝突問題，秦老師在書中提到自己跟楊立華老師說的在事實判斷上不一樣，價值判斷上是一致的；跟姚洋在事實上判斷上是一致的，在價值判斷上是不一致的。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你們在個別對話中所出現的問題，我認為是整個知識界對一個相同事實狀況的評價。對國家主義者來講，包括華生的一些看法，認為農民工制度不僅是福利問題，而且是負福利問題，同時要解決由於遷徙所帶來的巨大能量，包括土地問題，都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的確是一個核心要素。如果沒有這個情況，如果在80年代就解決土地轉換問題，即土地權利歸農民所有，中國的經濟也能發展起來，但達不到這個程度，因為整個公共產品沒法通過國家所掌握的資源獲得巨大的國家利益。這樣的話，我們對土地和農民這兩個生產要素的解放，會有一個不同評價，對國家主義者來講這是一個必要條件，需要這麼一個情況。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沒有農民做出巨大的犧牲，中國沒有發展，有發展也達不到今天的程度，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近30年所形成的生產配置的資源方式，解決了一大部分農民工的身份轉換  　　我考慮這個問題跟秦輝完全批判性視野有所區別，秦輝完全從低人權角度，帶有一種批判性的、價值質疑的角度出發。而我因接觸的朋友都是資本家，他們的“富”也是在這30年內解決的，原來沒有任何資源、沒有任何背景，像紹興的一個人初中畢業，現在是幾百億的身家。這需要解釋，中國制度安排，我認為在歷史上，如果再說遠一點，有三個制度來解決：一是頂層流動渠道，這個渠道是自漢以來打天下坐天下，秦老師研究歷史都知道，解決了身份轉換，這是一個。第二是科舉制。第三是這30年所形成的生產配置的資源方式，解決了一大部分農民工的身份轉換。這種轉換之巨大是世界難以想象的。 　　某次論壇上，尹明善講，“我到美國去，他們問我財富積累需要多少代人，我說20年。”他們很驚訝“20年！那你們的制度安排很好。”這就講到張五常那裡去了，他們說中國經濟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制度。除了從勞動角度來說，從價值實現來講，這種制度安排不僅是權貴資本不當攫取利益、資產不斷龐大的過程，同時也是民間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這個制度安排出現了什麼樣的格局？民營經濟所占的比重解決了就業的問題，包括馬雲、李彥宏以及很多地產商。從量的比例上來看，我認為民營這塊更大一些。這是我們評價這30年經濟發展，這種經濟模式必須考慮的一個事實狀態。這有可能是我跟秦輝之間的差異，這個差異不完全是看問題的局限性、不正當性、非法性，而是在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社會進步。 　　當然說到階層固化問題，現在的富二代所出現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很多，但還只是比較少的一部分，大量有幾百億身家的，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按照東亞企業家的傳統經營模式處理他們的財富，會自然解決，包括錢多以後會調整自己的道路。我現在有一個判斷，民間道德水平遠遠高於官家，這是毫無疑問的。民間的道德自我修復能力還是存在的。 　　秦輝所說的領域——低人權負福利的制度安排。我認為整個社會到2012年才突然意識到這個國家是有問題的，這個發展是有問題的。所以從我的感受、判斷上來講，我認為2012年是觀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時間之窗口，在這一年大家突然恍然大悟：發展有問題，需要調整。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南非問題，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所有制度安排能不能移植到中國來，我抱很大希望。剛才錢老師也講了中國沒有曼德拉。南非的轉型與曼德拉這樣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享有廣泛聲譽的政治領袖、有一個非國大的組織在那裡安排有很大關係。韓國也是這樣，在整個轉型裡，金大中用5年時間就把舊制度顛覆掉，這得具有多麼大的領導力。公民社會的人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包括佛教都走上街上去，最多時有上千人上街，5000名教徒簽字。說得極端一點，自焚的有20人，也有剖腹的。這種公民個人與公民社會的建設，包括政治團隊領袖巨大地推動社會轉型。台灣地區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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