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的一份《紐約周報》上，刊登了一封兩個版篇幅的讀者來信，介紹中國人對孔子的尊敬和信仰，並且列舉了幾條孔子語錄。
以張濤的研究，這是美國媒體最早對孔子的報道。
在那之後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個異國文明的象徵，“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和浪漫色彩”。直到19世紀中期，美國西海岸發現金礦，大量華工湧入，美國媒體對於“孔子”的認識才變得直觀起來。
踏上美洲大陸之初，華人群體並不為當地所容納，美國甚至在1882年通過了《排斥華人法案》。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人對孔子的描述也變得迂腐、荒謬。《芝加哥論壇報》曾經形容當時的一些政策抗議者的言辭“如同孔子的福音一樣令人費解”。在一部反映摩門教徒生活的喜劇裡，“身著絨布襯衫，舉止粗魯”的男主角幹脆被命名為孔子.麥金利。
孔子在美國的形象也因此顯得矛盾。“在評價本國事務時，孔子是個博學的智者，可一旦與中國、華人聯繫起來，他的形象就出現了很多負面的內容。”張濤總結道。
早期中美關係史上，“孔子”被美國媒體認為是阻礙中國發展的障礙。當時，晚期中華帝國剛剛被炮火轟開國門，“言必稱孔孟的迂腐書生”，一度令西方媒體匪夷所思。《紐約時報》曾經評價說，讓人死記硬背孔孟之言“遠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人們應該破門進入整座孔子殿堂”。
“已經運轉千年的制度，不論如何完善，都只能適應產生它的時代。而在日新月異的今天，它只會顯得格格不入。”這篇文章如此評價道。
一個多世紀過後，曾經被批評為“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學說，卻被頻頻拿來評論最時新的新聞，甚至被封為東亞經濟騰飛的秘訣。《華盛頓郵報》說，孔子倫理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像新教倫理在西方的作用一樣”；《紐約時報》也將孔子倫理定義為亞洲的優勢特性。
《基督教箴言報》評論說：“孔子在公元前6世紀率先確立的中國道德與政治秩序傳統，引導了東亞的工業發展。”
儘管不少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筷子、蟋蟀籠和廉價勞動力”，但“孔子”畢竟成了雙方增進了解的一個重要渠道。說起中國美食的歷史悠久，媒體會強調它“與孔子同齡”；遊客發現中國人日常舉止彬彬有禮，也會稱讚這是“聖人孔子2000年前闡述的傳統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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