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指出：一部《閱微》之所以“過偏於議論，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這就是說，在魯迅眼裡，紀曉嵐撰寫《閱微》，儘管自謂“姑以消遣歲月而已”，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沒有滿足於獵奇狐鬼和遊戲筆墨，而是自設了另一種嚴肅和高遠的追求：文以載道，化育人心。即紀氏所謂：“街談巷議，或有意於勸懲”；“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可以設想，當這樣的追求成為著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行文的“偏於議論”便成了近乎必然的事情。
當然，在闡發《閱微》的文脈和成就時，魯迅也察覺到作家文學觀念的拘謹和欠缺。魯迅認為，紀曉嵐對《聊齋》的詬病實屬誤讀，而這種誤讀之所以產生，則因為紀氏與文學創作終究隔膜。關於這點，魯迅在《怎麼寫》中有著辟透的說明：“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絕不肯洩，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掛礙了。”這段話不僅道出了紀氏和《閱微》的局限，而且有助於人們了解古今多種文體的表述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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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世界裡，作家與作品自有一種互文關係，論者品評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品評作家，魯迅品評《閱微》亦可作如是觀。他圍繞《閱微》所進行的一些闡述，很自然地切入了紀曉嵐的精神層面與觀念世界，實際上是針對作家的一種剖析與解讀。
一是關於紀曉嵐的思想傾向。
紀曉嵐飽讀詩書，科甲入仕，行走朝堂，位高望重。就存在決定意識的角度看，他的思想觀念當然擺脫不了儒家文化的大藩籬與大坐標，也必然帶有維護封建統治的一面。不過作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紀曉嵐並不像許多同類那樣，一味迂腐僵化，死守教條，相反，他能夠憑著孤直的天性，從人情物理和生活真實出發，每每揭露和抨擊宋明理學禁錮之下道學家的種種不通與不堪。對此，很是欣賞紀曉嵐和《閱微》的清人俞鴻漸，曾以“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略表遺憾。而魯迅則從正面加以肯定：“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盛序語)，其處事貴寬，論人欲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他還說：紀曉嵐“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顯然，魯迅由衷激賞紀曉嵐身上所具有的“處事貴寬，論人欲恕”的品性，尤其是激賞紀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封建禮教的批判意識與攻擊力量。由於這種激賞站到了歷史嬗遞之後的現代高度，且融入了一個精神界戰士的目光與理念，所以是經得起歲月檢驗和時光淘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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