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關於紀曉嵐對神怪狐鬼的態度。
一部《閱微》，每每搜神志怪、屢屢談狐說鬼。面對這樣一些內容，人們在稱奇道妄之餘，自會禁不住發問：紀曉嵐是否真的相信神怪狐鬼之道？平心而論，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太多的東方神秘主義成分，也由於紀氏筆下的神怪狐鬼，總是或皮裡陽秋或煞有介事，所以要準確回答這一問題並不容易，一些研究者在這方面也多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但魯迅還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閱微》的“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話，以攻擊社會。據我看來，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過他以為對於一般愚民，卻不得不以神道設教。”魯迅的看法無疑是一家之言，但也未必就是不刊之論，細細體味其文意和語氣，我們能夠下一斷語的庶幾是：對於紀曉嵐用“神道設教”以教導“一般愚民”的做法，魯迅並不反感，而是給予了很大程度的理解、寬容乃至肯定。之所以如此，則與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態度，以及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的了解密切相關。
魯迅曾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意思按我的理解應當是：較之充盈著廟堂色彩的儒家文化和浸透了宗教意味的佛家文化，道家文化更具備民間氣息，也更貼近人間煙火，因此，它無形中適應了社會底層民眾的心理需要，成了他們在高壓和艱窘之中聊以自慰的精神甘露。正因為如此，接受了現代文明的魯迅，沒有簡單絕對地否定道家文化以及它在社會中的傳播和流布——那樣做無異於摧毀底層民眾最後一點精神樂趣，因而是殘酷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情願體諒和認可紀曉嵐的“以神道設教”。然而，魯迅又清楚地知道，道家文化畢竟是虛幻和迷信的東西，有著麻醉和欺騙的巨大毒性。這當中的曲直利害，民眾可以暫且不論，但知識者卻必須洞悉在先，真相在握，最終引領民眾的覺悟。這庶幾是“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破惡聲論》)的終極意義。大約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魯迅不無推測和想象地判斷：紀曉嵐“是不信狐鬼的”。這時，魯迅實際上是將自己對知識分子的某種期待，送給了紀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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