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律面前沒有“官二代”，並不等於社會沒有，也不等於老百姓眼中沒有。可以說，“官二代”是一個解讀社會的名詞，運用它確實就能解讀一些社會現象。我們怎樣判斷陶汝坤能不能稱為“官二代”犯罪？標準就是看他的犯罪與父母的權力有沒有某種聯繫，有沒有因果關係。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陶汝坤的犯罪與父母的權力是有關係的。第一，看到自己滿意的姑娘就強迫人家嫁給他，這正是強權無法無天的表現，最遲可以追溯到宋朝的高衙內，可見與官是存在關係的；第二，正是由於權力的霸道，才敢於採取凶殘的手段，因為他覺得自己父母當官，被關一個星期就能出來，甚至還能讓周家人等死。第三，這一切並不是陶汝坤的妄想，事實上，就在案發之後，其父母就發揮了權力作用，以醫療費要挾對方同意取保候審，醫療費難道不應該由陶家全額負擔嗎？總之，案件發生就是與父母的權力有關，而且現在還在運用權力。
這樣看來，說陶汝坤是“官二代”，並不是亂貼標簽，而是實事求是、實至名歸。至於說，貼了“官二代”的標簽就不利於司法公正，這是沒有道理的。我的看法正相反，對於利用權力干擾司法公正的，就是要貼上“官二代”的標簽，引起全社會的憤怒和關注，提醒公眾加強輿論監督，才能防止可能出現的司法不公。（時間：2月27日 來源：山西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