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為普通民衆，對於一些常見的犯罪往往認識有餘，例如殺人、強奸，搶劫或盜竊等。而對於具體到槍支的認定標准等法律法規，或者司法解釋，苛求民衆必須了解則并不現實。同時，違法乃至犯罪行為通常會違背社會生活常軌，而國家對任何行為也是有一定的忍耐限度的，如沒有超過必要的限度就沒必要作為犯罪來處理。就上述案件的當事人來說，一個認為自己只是“擺設了一個玩具槍打氣球的攤位”，另一個可能是“在無照情況下收購糧食”，這兩個行為的本質都在一般社會民衆忍受的範圍內。特別是他們都會比較，身邊好多人都在這麼做呢。這時，普通民衆的認知就與法律規定或者司法判決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勢必讓人質疑適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刑法原則，甚至減損刑法的權威與嚴肅性，對培養和樹立民衆的法律信仰亦無益處。
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這個矛盾，還是有賴於司法人員的積極作為。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法院和法官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司法者不應只是看到某些行為違反法律規範的一面，更應看到行為在本質上是否侵害法律保護的利益，特別是要綜合衡量其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法律不強人所難，何況刑罰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底綫，不能輕易適用。
其實，關於槍支案的爭論已經發生過多次，如近年來各地對於走私玩具槍的案件判決就大不相同，這類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早就引發關注。在不同法院“各自為政”的背景下，最高司法機關完全可以就這類典型問題進行統一幹預，維護法律的規範性和嚴肅性。事實上，最高法院有一項重要職能，就是指導下級法院的司法審判工作，統一法律適用標准。好在我國2015年初開始設立巡回法庭，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如今，巡回法庭已經對全國實行全覆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設立就是要總結不同地區的審判經驗，呼應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司法需求，統一法律適用標准，對於這一類“民衆難以接受”的案件，巡回法庭可以納入管轄并給出權威的說法。
在所有的法律中，刑法作為最後的保障法，其強制性最為嚴厲，錯誤使用刑法導致的“副作用”最大，也是最應當避免的。在刑法適用領域，如何“讓人民群衆感受公平正義”，不僅僅體現在依法懲治犯罪的過程中，也體現在讓當事人和普通民衆信服判決的結果。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法指令有關法院再審內蒙古這起農民收購玉米被判刑案，這在一定意義上告訴我們，刑事判決不能給人太突然的感覺，刑事判決需要社會和公衆的認同。（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金澤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