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三會”兼具行業監管和行業主管機構的做法也可能會有所改變。因為監管者的定位意味著必須不偏不倚地對行為予以監督管理，而行業主管機構還得心懷行業發展的重任。而這雙重目標是存在一定的潛在張力的。我國金融業總體上管制較多，牌照是極為有價值的資源。行業主管機構若有意放鬆，就能令下轄的金融機構資管業務蓬勃發展。例如，2012年起證監會推行資管新政後，之前由信托公司主導的資管格局就迅速被顛覆。四年來異軍突起的基金子公司的諸多業務就是占據的信托公司囿於監管而退出的領域。而一些信托公司則不免抱怨自己被銀監會更嚴格的監管束縛住了手腳。又如2015年股災後，證監會在清理整頓場外配資時，把銀監會允許的結構化證券投資信托基本上予以取締，卻保留了具有類似性質的證券經營機構的結構化資管計劃，也引發了不少信托公司的抗議。
這其中誰是誰非，可以繼續討論。但如果能由較為統一的機制和機構來對不同金融機構開展的涉及類似交易結構、類似收益和風險配置的資管產品來施加統一的監管，至少對金融機構較為公平。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在“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未變革的前提下，也無需對監管套利做過度的消極理解。我國總體上金融抑制程度較深、自由化不足，監管過度的風險不低。各類金融機構的資管範圍如果統一的話，就只會維持在很低的水平。通過監管競爭來促進市場發育和監管改良，仍有必要。金融監管不能以完全消除風險為目的，因為那只會導致市場的僵化。非標資產也只是由於定價精確度低、流通性差，不適合所有資管產品，而非不值得生存。值得注意的是，24日回京接任銀監會主席一職的郭樹清，數年前在證監會主席任上以市場派、改革派著稱。在他治下，資管業規制風格可能會更傾向於市場約束機制。
從股災加杠杆到連接了招財寶的僑興私募債風波，我國金融業最大的風險還是在於金融資產、金融交易從綫下無序延展到綫上。在互聯網金融層出不窮的亂象還沒有被充分清理之際，對既有金融監管體制下的傳統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防範并不具有緊迫性。相反，在反欺詐、交易結構透明、當事經營機構能合理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應允許、理解一些創新交易模式的存在，如部分門檻較高的場外配資。對資管業的新動態對以往交易架構產生的不同含義，也需要多加思考。
總之，當前資管監管的重點思路應當是：打擊缺乏技術含量、單純憑牌照出借通道、坐地生財的偽經營模式，防範對貨幣宏觀流動帶來風險的過度加杠杆行為，限制通過不必要的多層包裝來為非商業目的（如隱藏真實融資者）服務的複雜交易安排。堵不如疏，不宜簡單通過金牌禁令、這不准那不准地予以規範，否則會遭遇市場的反彈力。但整體性的資管業法律制度安排的完善，還需要等待信托法、證券法、基金法等上位法的修訂協調，而無法在短期內通過監管機構來完成。（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繆因知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