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中，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獲。他從漢語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點出發，論證國文的基礎是漢語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不同於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體系，這是卓有識見的。我們知道，漢字的單音獨體，造就了漢語寫作的聲律之美，同時，漢語的象形寫意的特點，使得漢語文章具備形象直觀，抒情言志的的價值觀念，是人格精神與審美精神的寄托與表達，通過“神”、“氣”、“音節”、“義法”等概念加以表述，與西方語言文章寫作有著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對小學的研究超越了傳統乾嘉樸學的樊籬，將小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將其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強調：“蓋小學者，國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故而“以為文學故訓，必當普教國人。”也就是說，以研究語言文字為中心的傳統小學，是研究漢語文化的出發點與基礎，倡導國學，首先要從小學入手。他自己的治學，由小學入門，主張音韵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已經超越了老師俞樾。他傑出的學術成就，也證明了這條治學路徑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論，提出一個“孳乳”的概念，他強調漢字不僅是工具，更是本體，是不可替代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現在中華民族語言的獨立性上。如果中華民族離開了這種安生立命的文字與語言，那就要崩潰。
在20世紀初“華夏雕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蕩滅舊貫”的中國，國學與西學的衝突異常激烈，學術界一些人士將漢語漢字作為舊的工具，急於在語言文字上與西方接軌。吳稚輝力推“萬國新語”，痛斥漢語文字“野蠻”、“無效率”；康有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萬音室”，對語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語言文字，出於人為耳，無體不可，但取易簡，便於交通者足矣，非如數學、律學、哲學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須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於一為要義。”胡適的學生傅斯年則提出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僅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沒有絲毫作用嗎？我答道，是的，我實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僅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個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時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代的社會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哼！這是國粹！這要保存！好個萬國無雙的美備文字！”這些說法難免有些激進與幼稚。
當時，一些“五四”急進派圍攻漢字的呼聲四起，中國的語言文字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章太炎堅持不為所動，他強調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或可說是本質。他在系統的論證中，再三論述了這個語言文字體系對於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後代孽乳為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字雖轉繁，其語必有所根本。”正是因為中國的語言文字是這樣富有中國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統，章太炎才從其中發掘資源，構造一個“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覺精神的文化主體。章太炎認為，文化亡則國家必亡，即使一朝國破，文化血統流傳在國人心中，那麼複國也就指日可待。從中不難看出他如此強烈的人文情懷與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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