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這種體系往往帶有鮮明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取向，這就難以保證其認識世界的客觀冷靜。“天道”總是圍繞“人道”打轉轉，這就難免不弄出些牽強附會的玩意來。
正是由於上述的這種原因，中國的世界觀終究不能為人類提供可信的知識。孔子的學說主要是倫理道德也既所謂的內聖學，其人性論的蘊涵是相對狹窄的，私與公在中國思想中的意義十分獨特，並不對應西方公共政治領域的所謂私域與公域。我們知道，公域與私域是西方自古希臘一來就存在的兩個領域，它們既是相互對立的，又是相互關聯的，而劃分它們的標準並不是道德的是非善惡，從西方傳統的社會政治思想來看，區分私域與公域的尺度在於法律規則，也就是說，公共政治的正當性標準不是善惡，不是良知，而是法律規則。
但在中國古代傳統的政治理論中，一直強調的是倫理道德的政治哲學，儒家思想中所謂的內聖就是康德意義上的個人良知，屬於致良知的道路。而外王也大致等同於社會政治秩序，如何從內聖開出外王這在傳統中國思想那裡，特別是在儒家的政治理論中一直關涉著一個重大的社會政治邏輯。但必須指出，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理論存在著一個最大的缺陷，即從內聖到外王的實踐過程缺乏一個公共政治的制度層面，由於把修身與治國理解為分立的平行並進，在其中沒有一個中介性制度上的轉換，因此也就無法產生一個公共的由正義規則和制度正義所支撐的價值體系，那麼從內聖到外王的演進就只能依賴於單純的完全依賴於個人覺悟的道德的修養。但可惜的是，人性本身總是那麼的不穩定、那麼的搖擺。也正是因此，在沒有法律制度的支撐下，這種結構最後也只能演化為一種僵硬的、虛偽的帝王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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