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普通老百姓樸素的正義感不同，一般將嚴格的官員問責依據責任的分類有所不同，即政治問責、道德問責、行政問責和法律問責各有不同，由此導致的官員問責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例如責令辭職、引咎辭職、免職等，一般認為對應於官員的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
“理論上講，各種問責的依據應有所不同，各依其法，但在我國，這幾種類型的問責法律依據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往往相互混淆，層位不清。”北京行政學院教授鄯愛紅指出。
竹立家認為，目前我國的問責不僅比較亂，而且用得也過於寬泛。
他介紹說，根據國際慣例，問責一般屬於政治層面的安排，那些負有決策及政治責任的官員才是問責的主要對象，如果隨意擴大問責的範圍，就可能造成問責混亂和不嚴肅的後果。
因此，這些官員對自己的行為負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行政責任時，必須引咎辭職或勒令辭職，至於那些胡作非為而觸犯黨紀國法的官員，則應該按照相關的紀律處罰和法律法規處理，承擔法律責任或紀律責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軍鵬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的幹部定責仍有許多難題，例如不同層級之間責任劃分、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不清等。
但竹立家也承認，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問責被濫用，但其實中國的問責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現在往往是幹部出了事才來問責，像杭州原副市長許邁永，人稱“許三多”－－－錢多、房多、情婦多，道德早就敗壞了，卻遲遲沒有被問責。
而據報載，德國某市有規定要求乘坐公交車必須為60歲以上的老人讓座，但該市市長某次乘車時由於專心看報，沒有注意到身邊站的一位老婦人，結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電視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滿，最後引咎辭職。
市民認為這樣沒有愛心、沒有道德的人當市長，不能指望他照顧好公眾利益，因此他必須為自己身為市長的行為負起“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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