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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輝珍 |
黃輝珍:結語
剛才第二輪討論,相對集中在兩岸事務方面。無可否認,兩岸形勢大變化對今天台灣來說是新生事物。2008年馬政府執政之後,兩岸關係大步躍進,大陸與台灣各領域交流,鋪天蓋地、迅猛異常,無疑已經對台灣社會基礎結構促動根本性改變。民主政治就是選票決定,當整個社會基礎結構在新生現象的促動變化之下,選民投票取向、民意整體呈現,會不會有新的發展變化,這是觀察民主社會動向不能不重視的問題。
在剛剛的討論中,各位提出一個顯然很值得關注的重點,那就是:即使在這樣巨大的環境變化之下,由於民進黨是在野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不存在特別要做什麼或不要做什麼的問題,立文兄說是民進黨對中國“無所求”,談判可以得到什麼?想求得什麼?有求才要談嘛!因為在野,沒有執政權,無法左右大局。對中國大陸如此,對美國亦然。在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下,美國對台主要的交涉對象還是執政黨,它與執政黨談有用、有效,具體政策跟在野黨談沒有特別效果。國城兄也說,民進黨在野,“立法院”又不過半,對中、對美都沒有影響力,在“既無求也無得”的情況下,即使得到中國大陸領導人的肯定或歡迎,也無實際意義。
基於上述判斷,大家質疑:民進黨對中國政策有何大幅改變的必要?有何根本改變的理由?若做出重大改變,說不定還會引起黨內極大紛爭,甚至分裂的可能性都存在,政治上的風險與效益不成比例。所以蘇貞昌時代兩岸政策,在可預見的未來,要做大幅度調整,基本上可能性不大。這也連繫到大家所提的,“原則立場不會改變,但態度、方法、策略上會多一點善意與彈性”。這就是大家討論下的蘇貞昌時代兩岸政策的基本思維和大致輪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