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世代傾向於借助網絡社區形成主流價值聯合體
台灣社會中間群體力量的壯大，不僅意味著經濟矛盾持續未解，也隱含著以“青年”為主體的政治寄托與政治權力的轉換脫鈎：新一代青年以上個世代的繁榮為參考，產生了相對被剝奪感，於是出現以世代衝突來描述與定位問題。世代衝突主要源自於不同的政治世代會因為受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對政黨競爭的態度和投票偏好而有明顯的差異⑦。具有相同經驗的民眾，其政治傾向會較為相近，且政治傾向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
出現相對被剝奪感的青年力量正加速壯大並借助新媒體深刻地影響著政黨應對風險的決策制定。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促使台灣青年世代的態度理念較之前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個人能動性凸顯。受現代性影響之前的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是團結性理念，人與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為了維護這種生存需要，人們會約束自己的言行、思想。這種集體型價值理念在現代社會中正日漸隱沒，取而代之的是個體型價值理念的凸顯。⑧與國民黨當局“戒嚴”時期成長起來的代際人群對大陸有較強的認同不同，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強調“台灣”自身的認同，其本土意識增強，形成了名為“天然獨”的新型“台獨”思維。⑨這種思維也深刻地影響著島內政黨的發展與政策制定。
通過移動互聯網，青年世代的個人權利和價值得以提升，並且被激活的個人資源成為社交網絡中的直接生產力。美國社會學學者韋爾曼指出，由個人網絡形成的聯結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構成的網絡不但具有極強的社會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變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⑩台灣政黨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形成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確保政黨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對台灣政治影響深遠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乏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平台助力。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青年群體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也由此得到明顯提升。以“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此前，台灣青年世代不太願意參與政治選舉；而“太陽花學運”後，青年世代更加願意參與政治選舉，也更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與看法。⑪2016年“大選”民進黨可以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大量青年選民票數的增加，平時政治冷漠的“首投族”為其選票多有“加持”。
當前境況下，這一世代的青年政治參與度提升也暗含了一系列的風險。一是促使政黨開啟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控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網絡中的個人與政黨的粘合度會有所增強，更容易受到政黨議題的影響。二是刺激產生愈來愈多的非理性個體。由於部分青年群體附帶著更強烈的“自我色彩”，在面對動蕩的外部環境時，更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引領者”來整合當下混亂的局勢。而這個引領者的意識形態真正為何顯得並不那麼重要，關鍵在於能否契合這些參與者的個人情感目標和利益表達。這就為政黨通過設置議題快速引發利益之爭，以小事件引發大騷亂提供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