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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琳 |
周琳：加強和改進兩岸青年交流領域研究的建議
民間交流日漸成為兩岸交流的重心，而青年交流是兩岸關係的未來，其互動模式與認同建構深刻影響著兩岸長遠發展。兩岸始終保持正常的直接雙向投資交流，經貿、文教等民間交流一直綿延不斷，兩岸交流的年齡範圍也已經從“精英時代”走向“全民時代”。過去影響兩岸民間交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台灣政局變化會直接影響兩岸的交流。當今兩岸的青年在兩岸關係的民間互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現有的兩岸關係研究中，青年研究者大多呈現出明顯的“國家本位”思維傾向。這類研究通常將關注點放在體制建構、主權爭端、安全風險、官方政策、政黨輪替以及政治人物更迭等方面，而民間交流則被視為次要甚至邊緣化的議題。實際上，在兩岸民間互動中，社會網絡的影響力往往超越身份認同的作用。相較於學術積纍深厚的研究者，青年學者在實踐交流和理論構建方面建立了更為緊密的學術網絡，這些緊密聯繫能夠傳遞情感共鳴、學術互信和思想影響，而鬆散的聯繫則主要發揮資訊傳遞功能。
兩岸關係長期被賦予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致使相關理論研究長期籠罩在“國家本位”的框架之下，要麼著眼於未來的制度安排，要麼糾纏於現實的政治角力。然而，隨著兩岸交流合作不斷深化發展，青年交往正逐漸成為兩岸互動的重要領域。這一發展趨勢要求兩岸關係理論研究必須實現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的範式轉換。
1980年以來，兩岸青年交流從單向參訪逐步擴展至多元合作，涵蓋學術、文化、創業等領域。然而，當前研究多聚焦於短期活動效果，缺乏對長期影響的追蹤，且理論建構相對薄弱。如何加強兩岸青年交流領域的研究，以促進更具實效的交流策略尤為重要。兩岸青年交流是促進和平發展、增進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徑。近年來，儘管交流活動日益頻繁，但相關研究仍存在理論框架不足、實證分析有限、政策建議不夠系統等問題。
第一，現有研究多為個案分析或經驗總結，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框架。較少探討青年交流如何影響身份認同的機制，或如何結合社會心理學理論解釋態度轉變。
第二，多數研究依賴小樣本問卷或訪談，缺乏大規模追蹤調查，難以評估交流的長期效果。例如，某校際交流活動可能僅在結束後進行滿意度調查，但未追蹤參與者後續的兩岸觀感變化。
第三，現有文獻集中於文化、教育等傳統領域，對數字時代下的新型交流（如社交媒體互動、線上協作）關注不足。
第四，青年關注的就業、創新創業等議題亦待深入探討，政策研究與實踐脫節。部分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議過於宏觀，未考慮執行層面的可行性。例如，鼓勵青年赴陸創業的政策若未配套稅務、法規等具體措施，效果可能有限。
加強和改進兩岸青年交流領域的研究，對於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相互瞭解與認同具有重要意義。如何加強兩岸青年交流研究，我認為具體可從以下方式進行：
第一，深化理論研究，建構分析框架。引入跨學科視角：結合 “社會認同理論”、“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分析青年交流如何減少偏見並促進融合。
第二，發展兩岸特色理論，考慮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探討歷史記憶、政治語境對青年互動的影響。如可以研究如何通過非政治化議題（如體育、音樂）降低交流敏感度。
第三，擴大實證研究，強化科學分析。長期追蹤調查：針對參與交流的青年進行3至5年的縱向研究，比較其與未參與者的態度差異；大數據應用：分析社交媒體（如微博、小紅書）上兩岸青年的互動話題，挖掘潛在共鳴點與分歧點。
第四，創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品質。混合方法研究：量化問卷（如Likert量表）與質性訪談並行，兼顧廣度與深度；實驗設計：模擬不同交流情境（如合作項目、單純參訪），檢驗何種模式更能促進理解。
第五，拓展研究主題，回應時代需求。數字交流研究：探討“Z世代”通過抖音、Instagram等平台的互動模式，及演算法對資訊接觸的影響；務實合作議題：聚焦青年共同關切的就業、氣候變遷、科技創新等領域，研究如何通過交流促成實際合作。也可以開發標準化的“兩岸青年交流成效評估工具”，探討人工智能（如ChatGPT）在促進青年對話中的潛力與風險。
第六，加強政策研究，推動實踐落地。政策效果評估：建立評估指標（如參與者滿意度、後續互動頻率），定期檢視現有政策；比較研究：參考歐盟“伊拉斯謨計畫”（Erasmus+）等國際經驗，優化兩岸交流機制。
第七，促進兩岸學術合作，資源共享。共建研究團隊：鼓勵兩岸學者合作申請課題，共享數據與文獻；設立專項數據庫：整合歷年交流活動記錄、參與者反饋，提供開放取用（Open Access）資源。
第八，強化價值引導，凝聚共識。認同建構研究：探討如何通過共同歷史記憶、文化符號（如閩南語、傳統節慶）強化情感連結；反制負面影響：研究如何應對境外勢力對青年交流的干擾，例如通過媒體素養教育提升批判思考能力。
兩岸民間互動所需的信息基礎與互信機制主要依託於社會關係網絡構建，青年群體的社交網絡已發展為兩岸民間往來的主要互動形式，同時也演變為兩岸社會的基礎性聯結方式。這些相互交織的社會連接中，存在著強度各異的社交紐帶：緊密型社交關係能夠強化情感聯繫、提升信任程度並擴大影響力；而鬆散型社會連接則在信息傳遞方面更具劣勢。
在兩岸全面深化交流合作與共同發展的進程中，身份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網絡的一個模糊指標和副產品，社會網絡比身份認同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加強兩岸青年交流研究更爲重要，研究上，需從理論、方法、主題、政策等多維度著手。未來應更重視長期追蹤數據、數字互動分析，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可操作的建議。通過科學研究與實踐結合，可以發揮青年交流的橋樑作用，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束沐：兩岸青年交流“供給側改革”初探
新冠疫情結束後，隨著兩岸民間交流的逐步恢復，兩岸青年交流衝破人為政治阻礙、克服複雜形勢干擾，展現出新面貌、新特點、新成效。從宏觀上看，廣大台灣青少年已經成為“小紅書/抖音世代”的一分子，兩岸青年的共同話語、共同體驗、共同認知正在通過新平台、新途徑逐步纍積；從微觀上看，“台獨”分裂勢力對島內灌輸洗腦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台灣青年對民進黨的支持度和信任度不斷衰減，這有利於形成更加客觀、積極的兩岸關係認知。
與此同時，兩岸青年交流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是傳統的交流形式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兩岸關係、大陸發展、島內青年成長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如何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事半功倍地促進兩岸青年融合發展、實現心靈契合，培養正確的兩岸觀、國家觀、世界觀，需要兩岸各界集思廣益，尤其是青年涉台智庫專家學者的群策群力。本文的核心觀點和主要建議是：從“供給側”優化和創新兩岸青年交流的形式，以更好契合兩岸青年交流的現實需求。
兩岸青年交流的“需求側”新特徵
首先須清楚認知到，如今的兩岸青年交流，正前所未有地身處一個線上、線下高度融合的時空環境。兩岸地理空間、行政管轄空間的既有隔閡，決定了兩岸青年交流“先線上、再線下”的基本邏輯。因此，我們要善於在線上提前和敏銳把握兩岸青年交流、尤其是台灣青年前來大陸交流的基本需求，再通過優化和創新線下交流活動，讓兩岸青年從“聊到一起、想到一起、學到一起”發展到“走到一起”，讓兩岸青年從“話題契合、興趣契合、志向契合”發展到“心靈契合”。
近期三個與兩岸青年密切相關的案例，可以生動反映出當前兩岸青年交流存在巨大潛力，也存在一定局限：第一，“館長”陳之漢今年6月前來大陸網絡直播，在島內引發轟動效應，此行網絡影響力達到10年來兩岸交流之最，但此次活動並非大陸有關部門組織、策劃的傳統交流活動；第二，今年“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大陸明星肖戰因出演《藏海傳》而擔任“浙台青年交流推薦官”（浙江為該劇拍攝地），成為台灣青年最關注、島內“粉絲”最踴躍的話題，相比其它兩岸青年交流活動，雖然有邀請大陸明星助陣，卻沒有出現類似效果；第三，目前台灣青年常用的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上，大量台青因為陸劇、陸綜而對大陸產生向往之情、展開“朝聖”之旅，登陸參訪探索的意願相當踴躍，與之相對的是，大陸組織的一些交流活動，並不能與上述台青需求對接。
由此可見，面對台灣青年對兩岸交流的一系列“需求側”新特徵，我們要認真研究總結，進而對現有兩岸青年交流的具體形式展開“供給側改革”。
兩岸青年交流的“供給側”改革方向
目前在大陸舉辦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基本上屬於“老形式+新元素”，前者是指活動形式仍以傳統的參訪團、研討會、研習營、實習計劃為主，後者是指近年來活動融入了新媒體、科技、電商、創新創業、電子競技等新元素。由此可見，交流“形式”才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環節，主要方向可以概括為三個：
第一，兩岸青年交流要依靠“新質生產力”，彰顯“新質軟實力”。從國關和政治學理論角度，兩岸交流在本質上屬於軟實力範疇。在傳統認知和實踐中，大陸在兩岸交流、青年交流的“軟實力”，主要體現為傳統文化、歷史、自然資源對台灣青年在“兩岸同源”上的吸引力，這也構成了長期以來兩岸青年交流活動的基本主題。不過，隨著大陸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大陸“新質軟實力”應運而生。簡言之，“新質軟實力”指的是大陸現代文化、或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表現形式。而兩岸青年交流，應該是大陸對台“新質軟實力”的彰顯和影響。
第二，兩岸青年交流要“化整為零、以點帶面”，打破原有“總-分”結構。過去大陸舉辦的青年交流活動多為“總-分”結構，即一場具有官方色彩的開幕式或大會（總），加上一系列具體交流參訪活動（分）。“總-分”結構固然是可行性最高、策劃成本最低、宣傳效果最佳的形式，但面對當前新媒體“去中心化”新趨勢，以及島內針對所謂“統戰團”的監控、污衊、打壓，應及時改進和創新。例如，不妨以“化整為零”為原則，通過“主題打卡”、“驛站服務”、“在地組團”等靈活巧妙的方式，將自主登陸台青納入到兩岸青年交流活動參與者範圍之中，一改過去大陸通過島內協作機構邀請招募的模式。
第三，兩岸青年交流要倡導“自下而上”，“蘇超模式”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人們常說，兩岸交流的本質是人與人、心與心的交流，青年才是交流的主角，因而兩岸青年交流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來自青年。多年來，大陸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多以“自上而下”的部署，一定程度上欠缺青年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但另一方面，兩岸青年無論在線上、線下，都產生相當熾烈的交流需求，但並沒有成體系、成規模、且獲得社會各界支持的交流或平台予以常態化開展。可見，兩岸青年交流存在“雙軌制”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近期備受關注的“蘇超模式”，就可以提供很多借鑒和啟發，其實“館長”大陸行和“蘇超模式”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岸青年“自下而上”推動交流、實現交融，需要打造更多類似“蘇超”的活動。
兩岸青年交流的改革建議
基於上述探討與思考，現提出以下三條具體建議：
第一，研究制定將“自主登陸台青”納入各省市對台青年工作指標，將該群體網羅至動態式、常態化的青年交流活動之中。
第二，優化活動流程，少辦大會、少搞演講、少請領導，廣邀兩岸各行業“青年帶頭人”策劃並主持“小而美”活動，讓青年交流走深走實。
第三，進一步發揮“網紅流量優勢”，將兩岸青年交流與大陸“文旅+”緊密結合，制度激勵更多演藝明星擔任青年交流“大使”、親身推動交流。
束沐：結束語
今天的交流討論質量非常高，可以說是“三高”：含金量高、自由度高、參考性高。大家對很多問題看得很深、談得很透徹，對策建議也很具有可行性。
總的來看，大家對兩岸青年交流當前形勢與影響的分析，主要圍繞四組矛盾：第一組是“交流接近”和“認同疏離”之間的矛盾，第二組是“促進交流”和“限制交流”之間的矛盾，第三組是“資源配置”和“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第四組是“成本投入”和“成效評估”之間的矛盾。
唯物辯證法教導我們，抓住矛盾就能抓住問題，抓住主要矛盾就能抓住問題的解方。上述四組矛盾，也是今後圍繞兩岸青年交流需處理的課題。
相信通過各位繼續的研究和努力，一定可以為促進、改進兩岸青年交流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也真誠希望兩岸青年通過交流、交往、交融，實現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共同為中華民族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130-1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