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上來看，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仍然隱藏在大多數日本國民的內心深處，因此，如果由此反思二次大戰的結局，就能夠很清楚的瞭解為什麼多數日本國民，尤其是極右派的政客，不認為日本敗給他們長期鄙視的中國；以武士道的“決鬥”論，他們認為日本敗給了美國，尤其是敗給了美國的科技─原子彈。值的注意的，日本戰國時期，只要是武士決戰、決鬥，戰敗者必死，其家人都會成為戰勝者的奴僕，任由其支配、處份或屈辱。因此，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日本在戰後跟在美國後面，不離不棄，完美的配合美國的全球或亞太政策。此外，日本與德國戰後行為的不同在於戰後的體制變革：二次大戰之後，德國是全新的政權，所有納粹均被掃除殆盡；日本沒有，對二戰要負最大戰爭責任的天皇及天皇制度仍然存在，沒有任何變更。
造成日本今日右翼的囂張及軍國主義的復甦責任在誰？有很大一部份在我們自己；例如蔣介石於日本戰敗後採取之“以德報怨”政策，現實的說，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會用此種政策對待長期殘殺自己同胞的惡劣敵人。如果一個兇狠的敵人在受害國的土地上姦淫擄掠燒殺整整8年以上，居然還被受害者以德報怨對待，這個敵人怎麼會深刻懺悔？怎麼會有醍醐灌頂般的警惕？怎麼會謙卑的改變惡質行為？新中國成立後，基於經濟及外交的需要，北京政府在對日態度上亦有所保留，保釣運動不是今天才開始的，70年代就已經大規模的開展了，當時北京政府並未對此一重要國家級的議題做出積極的回應；長期姑息的結果，造成日本今日的行為，所以，日本今天變成這個樣子，必須承認，是我們的責任，包括美國、台灣及中國大陸在內者的責任。
戰後，我們任由日本曲解歷史，縱容它的右翼言行，不斷替日本惡意的行為尋找善意的解釋。這種解釋保括：日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在背後支撐或者是美國的授意等；另外，國內總有人以日本文化傳統去替日本解釋東京靖國神社存在的社會意義。真的，我們不必替日本抹粉，或是找不同理由解釋他今天的行為，或找不同的理由去解釋今天我們的不作為。別忘了，德國第一次大戰的戰後賠款，直到最近才賠償完畢；對二次大戰的納粹餘黨、戰犯，西方國家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輯捕到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