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沒有人關心日本這類組織的影響力，沒有國家對這種隱憂去尋求對策，所有二戰受害國家都無意或有意的視而不見。當日本政治人物或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的甲級戰犯時，我們只會說，日本官員祭拜靖國神社這種行為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西方國家誰會在乎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根本不是宣傳日本不義之道。
以外，以大阪市市長橋下徹為首的“大阪維新會”成立的“大阪維新塾”，與“松下政經塾”相同的都以培養未來的政治實力人物為主旨。橋下徹出生於東京都澀谷區，是黑道橋下之峰的兒子，父親自殺而亡。剛才說到的前原誠司，小時候家庭貧困，父親也是因為自殺而亡。野田佳彥，出生於農村，用一步一腳印的方式得到選票，每天在路口說明自己的政策，持續20多年。這些人如同19世紀明治時代初期下級武士所扮演的角色；若沒有這些下級武士打倒既得利益的高級政、軍官員，取而代之，就不會有當時的明治維新，也許也不會有以後全面的侵華行為。
現今的氣氛，有一點類似明治維新初期，這些日本被歸類為極右派的政治人物，其出生背景多非主流社會或是中產階級子弟，他們與明治時代下級武士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非常類似。只是，國際的大環境，及國內的經濟環境不太一樣，當年明治維新日本整個大氣勢非常強，現在形勢似乎不允許他們有多大的作為。但由於日本島國的民族性根深難改，仍須密切留意其發展，在新軍國主義的發芽階段必須予以剷除。姑息就是養奸，養奸必成禍害。
綜合而論，日本今日的行為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們造成的，我們要檢討也要誠實的面對。我們不能再把美國的縱容拿來當做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藉口。二戰之後我們沒有在戰爭賠償問題及佔領上對日本進行醍醐灌頂式的警告，日本怎麼會記取侵略的教訓？大家不要忘了，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賠償的案例，也不要忘了全球追抓納粹戰犯，寧可納粹餘孽死在監牢，也不讓他逍遙法外的積極防範法西斯復甦的作為。
遺憾的是，對日本在中國的戰犯，台灣於50年代卻成立一個所謂的“白團”（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建軍的日軍顧問團），把一群失敗的甲級戰犯及日本二戰軍人迎到台灣奉為上賓，如此政策，日本怎麼會檢討自己的戰爭罪行？只有我們徹底改變對日的態度，日本才會改變自己的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