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中：期待中國在對日政策上有一定的拿捏與新作為
未來對日本的政策可以粗分為“文”與“武”兩個方面，“文”、“武”交互運用。在“文”的部分，兩岸必須與日本有一次最終條約的談判；由於日本這個國家崇拜強者，從來不會尊重弱者，因此在“武”的方面，目前可以與日本武力對抗的只有中國，絕對不是台灣。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台灣的政府或軍隊，不論主觀或客觀，沒有一丁點的意願或實力與日本較量。
既然中國大陸有這個權力與實力，我們寄望北京政府對日政策，有一定的拿捏與新的大膽作為，才能使日本徹底反省，知難而退。中國要以懲罰性的作為從經濟、外交及軍事上對日本的惡質行為進行最大程度的懲罰；甚者，在日本違反開羅宣言的前提下，從新對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要求；對待日本，必須認知日本武士道的本質，中國不可能以一個被視為非戰勝者的身份要求日本順從，只有以勝者的地位（不論是經濟還是軍事）才能要求日本順從，日本才會心悅誠服的甘做下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日的關係可做類比。
按照日本的“勝、敗”或“主人、奴僕”的邏輯思維，目前階段想要從談判中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可能性極低，低到幾乎是零。我認為中國如果能大膽的運用策略，誘使日本在中、日某事件衝突中使用武力，再把小戰場轉換到日本本土或某一處有指標作用的大戰場，徹底分出所謂武士決鬥後的勝敗，中日之間才能維持長期的和平。
日本內部制衡極右力量有限 但仍要積極與其有效的合作
關於日本的右翼，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其發展勢頭似乎無法期待其自動停止。一些所謂的知日人士，仍對日本內部的平衡機制有所期待，他們樂觀的認為日本國內尚有一批仁人志士，是從正面及健康的角度看待日本對外關係與政治發展。但是我們不能忘了，在遭受兩顆原子彈毀滅性的教訓後，日本仍未痛改前非，去除業障擁抱和平；不能忘記，在明治時期，也有一批我們所謂的仁人志士曾對日本向外軍事擴張有不同的觀點，事實證明他們微弱的聲音在日本社會、在強調群體意志的日本社會，不可能有任何作為；因此，我們不能對他們有任何主觀上的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