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3日電／魯迅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對於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說，早年的魯迅都下過一番搜求、輯佚、校訂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紀曉嵐的《閱微》在文言小說史上廣有影響，自然是魯迅重點關注和悉心研究的對象，因此，魯迅對紀曉嵐更多更直接的“正說”，是透過品評《閱微》來完成的。
近年來，常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博雅、幽默、妙語連珠的紀曉嵐，因為知道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戲說”，所以每當這時，便禁不住想起魯迅有關紀曉嵐的那一番“正說”。在我看來，時至大眾狂歡的今天，對於紀曉嵐其人，做點好玩的“戲說”固然無可非議；而重溫一下魯迅嚴肅的“正說”也不算多餘。因為後者不僅把一個更為豐富、深邃，也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紀曉嵐展現給了世人，而且還在有關紀曉嵐的解讀中折射出屬於魯迅的社會洞察、學術評價和審美眼光，即一種足以啟迪現代人的獨特的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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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些文人的高度讚美截然相反，魯迅對於由皇帝下令編纂的《四庫全書》，很是不以為然。他的《病後雜談之餘》這樣寫道：“ 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之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接下來，魯迅概而言之：“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删改原文。”於是，清人的行為和“明人好刻古書”、“今人標點古書”一起，成為魯迅筆下古書命運的“三大厄”。對照《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應當承認，魯迅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確實道出了某種歷史真實。據安平秋、章培恒主編的《中國禁書大觀》介紹：乾隆敕命編纂《四庫全書》的根本目的，在於剿滅一切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思想和言論。為此，他多次詔諭督撫學政和四庫館臣，層層細查自各地征集而來的圖書，一旦發現其中有“毀譽任意，傳聞異辭”的現象或“抵觸本朝之語”，立即予以“抽毀”或“全毀”。據不完全統計，從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詔征書，到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複查完畢，為編纂《四庫全書》而被全毀的書籍達2453種，被抽毀的書籍達402種，分別占全書收入書籍3470種的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弱。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對古書而言，果真無異於一場災難與浩劫！唯其如此，竊以為，魯迅對《四庫全書》的評價，雖然不能說十分全面周到，但卻無疑擊中了其要害性的瘡疤和軟肋。而支撐著這種評價的，則是魯迅一貫的精神風骨：對皇權專制和虛偽的無情揭露與嚴厲鞭撻，對世間一切“瞞和騙”行為與言論的深惡痛絕，窮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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