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爭論都圍繞著翻譯的“真”與“美”、“神似”與“形似”的問題展開，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中國翻譯界的核心問題。在翻譯理論上，許淵衝堅信自己的標準——“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三化”——深化、淺化、等化，認為文學翻譯要傳情達意，“達意”是求真，是低標準；“傳情”是求美，是高標準。圍繞著這個理論，他還分別與社科院的江楓教授、南京大學的許鈞教授、復旦大學的陸穀孫教授進行過論戰。
這幾次論戰都很“火爆”，有的甚至稱得上“劍拔弩張”。據說，王佐良先生當時真的動了氣，表示不再在刊載論戰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可是沒過幾年，兩個翻譯家在某討論會上見面了，許淵衝沒事人一般拿著自己的新書送他，請他斧正。王先生無奈地笑說，“你以後少批評我兩句就行了。”
還有一種非議是針對他的性格的。他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大大方方羅列出了國內外對他的各種贊譽；在散文自選集裡稱“三美”、“三化”理論達到了西方對等論無法達到的高度；在《唐詩三百首》的序言中寫道：“中國人英譯的《楚辭》，有的美國學者說是當算英美文學裡的高峰；中國人英譯的《西廂記》，有的英國出版社說可以和莎士比亞媲美，而這個中國人就是本書的英譯者。”這些話完全不按中國式謙虛的套路出牌，難免讓沒接觸過他本人的讀者感覺“自大”。
當然也有很多讀者喜歡這種“直性”：“自我彰揚比之竊竊自喜，更顯光明啊。”
這只說中了一個方面。在採訪中，記者的感覺是，他真誠地認為每個人肩上都扛著中國文化復興的大旗，每個人腳下都是通向世界的路途。他在“文革”中曾飽受苦難，但後來仍然慶幸自己沒留在國外，因為“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國人的最強項，中國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這也可以長自己的志氣。”
他的話題老是圍繞著中西文化，裡面充滿著對民族文化的驕傲：
“西方對中國文化了解得很不夠，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世界獨一。”
“我們中國人要知道自己的價值，我們現在文化上正處在一個類似於‘文藝復興’的時期，不要妄自菲薄。”
也充滿著對民族文化不能成為世界主流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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