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關於趙蕤的記載也不多。
張大春：不能只靠記載，要靠推理。你可以說這裡面每一句話都有來歷，也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瞎編的。我把趙蕤的書《長短經》一個字一個字看完了，從這上面找李白的性格就很清楚。
南方周末：你寫李白生在唐帝國，卻認為自己應該是戰國時代的人。你覺得古代的專制社會和現代社會下的知識分子，有什麼不同？
張大春：現代作家看起來像專業的角色，古代的作家不會是專業的，他可以成為一個作家，一定有其他的公共事務在身上。他是一個“通人”，只有成為“通人”才會有作家的能力。
現在的作家沒有辦法成為一個“通人”，都學的是大學文學，中文、外文的本科，畢業之後由於接觸的文字和作品比較多就成了作家。有的是作家變成教授，有的是教授變成作家。在台灣作家很容易變成“公共知識分子”，大陸也有這個詞。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為了表述自己的意見，有機會出書，也變成作家了。
在台灣，看到的絕大部分被稱為“公知”的，無論是反政府還是支持政府都是有強烈的意見。問題就來了，我沒有看到過不具有強烈意見的“公知”。接著我發現，只要是作家變成公知，或者公知變成作家，那意見會更強烈，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對於政治問題，兩漢書、《世說新語》、新舊《唐書》，你看了就會發現，一個人是否壞人，除了《奸佞傳》裡面某些人物之外，絕大部分的人你分辨不出來。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公知”，也是官僚，在這個政策上他犯了錯誤，可是在下一個政策上他又是骨鯁大臣，成為了一個很完美的人，然後另一個事又搞砸了。
這樣的事不勝枚舉。古來名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征、姚崇、宋璟，沒有一個未犯過重大的錯誤，只是他們從來沒有被標簽化成一個具有強烈個別意見的人。今天尤其是作家出身的，只要涉及公共事務，有非常強烈的意見旗幟，不注意立身，這個很怪。
南方周末：回到李白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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