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李白從來不具備士人的身份，因為他從來沒有科考，也沒有當過官。他死之後被封為“翰林學士”，也是一個虛職。他沒有從事過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他絕大部分的詩都是拿來幹謁、送人，幹謁的對象多半是不成器的小官僚，很詭異的一個事。中國的詩人把自己的詩當禮物送給別人，在他之前很少。
把詩送給人，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大名，天下人都知道有李白。這一件事看起來他是很具有媒體傳播意識的，是一個“自媒”。作為一個“自媒體”的李白，正是他名滿天下的原因，而不見得是他的詩比較好。可是我還是要講，豐富意象的凝成，格律本身的變化，他的聲調沒有人可以取代。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好像和意識形態離得比較遠？
張大春：應該說和各種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的觀察距離，不一定要特別遠，不然你無法觀察，無法觀察你就無法討論。這是無法避免的，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負擔都是有的，關鍵是你怎麼樣找到那樣一個比較冷的距離，不管是自我審視，或者審視他人。我對於強烈意見是非常反對的，唯一的強烈意見就是反對強烈意見。
南方周末：《城邦暴力團》似乎是和意識形態離得很近了，但實際上還不是。
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如果有意識形態的話，那只有一個就是遁逃。所有的武林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在逃的。如果我要講隱遁就很肉麻了，中國古代的“隱”一直被大規模地誤解，“隱”是要付代價的，《世說新語》裡面講多少人“隱”是要掉腦袋的。士人家族是有從事公共服務的義務的，只要你不當官就是對這個政權有意見。嵇康、孔融就是這樣被幹掉的。千萬不要以為“隱”很瀟灑、高雅、飄逸，那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
“風格論”害慘了 現當代的作家
南方周末：單純看你的書，看不出來大陸作家還是台灣作家。
張大春：我很感謝你這樣講。一個作家個人的痕跡能夠被辨認得越少越好，而有的人希望被辨認。我認為作家應當把作品永遠放在前面。蘇東坡的詩“萬人如海一身藏”，要把自己藏起來，不小心拋頭露面那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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