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方兩會陸續閉幕與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國企改革再次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不久前，山西省副省長王一新在會議上指出，省屬國企管理層級多、幹部多，一個煤炭集團相當於處級的幹部一兩千人的都有，職工意見很大。王一新強調，對這樣的問題和矛盾肯定不能回避，各單位都要當作工作重點去解決，制訂分階段目標，最核心的是不能養著閑官、拿著高薪，要有明確的與產業發展和經濟效益相掛鈎的約束機制。
“一個煤炭集團處級幹部有一兩千人”，多嗎？按說，脫離具體的企業語境，孤立地看待這一數字并沒有任何意義。絕對人數的多少，從不是評價其是否合理的唯一依據。然而現實是，連一省副省長都公開炮轟這一現象，并將之歸結為是“養閑官”，由此足可看到其中問題有多嚴重了。很長時間以來，某些國企人浮於事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各地雖出台了各種改革舉措嘗試破題，一時之間卻難以撼動根深蒂固的利益壁壘。
國企閑官到底有多少？山西這家煤炭集團的樣本，無疑很具參照意義。衆所周知，近年來煤炭行業乃屬於調結構、去產能的重點領域。在此大背景下，一家“很不景氣”的煤炭企業居然還有一兩千名處級幹部，這著實不得不叫人驚詫。可以想見，倘若連日子不那麼好過的國企都還養著這麼多的閑官，其他國企的狀況恐怕只會更加誇張——崗位結構、人力配置與公司業績嚴重脫鈎，這幾乎是所有傳統國企的通病。
一般意義上來說，國企普遍存在著行政任命人員與市場化聘用人員兩套系統，而前者正是人浮於事的重災區。之所以會造成“養閑官”的現象，顯然與國企“獨特”的績效考核和權力配置模式關系密切。一方面，過去國企評價官員往往秉持著“無過即是功”的原則，公司業績表現與個人收入待遇關系不大。在“能上不能下”的慣性下，勢必會導致大量中間層幹部的積壓；另一方面，在國企內部，中高層官員壟斷了絕大部分話事權，他們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早就形成了自我保護、抱團自肥的攻守同盟……
在國企改革的大勢之下，由此牽出的，仍然是“改革落地難”的老問題：現實中，國企的中間層官員，既是改革的主要實施者，也是改革的主要觸及對象。在這種設定下，很容易會出現自上而下的改革到最後被消於無形的結果。有鑒於此，國企改革該怎樣走出“自己改自己”的老套路，也許才是我們最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來源：浙江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