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石元康重游故鄉，不免感慨中國的變化是天翻地覆。“我去杭州看西湖，看看那些建築，覺得中國文化真有優雅的一面。中國傳統的琴棋書畫是好東西，書香是在其中浸潤出來的。不像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流行的東西給我的感覺只是惡俗。中國現代化一百多年，雖然跌跌撞撞，可是食衣住行、娛樂、教育各方面，除了食之外差不多都是現代化了。我們穿的衣服是洋裝，蓋的是洋房，行的是汽車、飛機。娛樂節目、體育運動基本上都是洋人的。學校學的不是我們傳統的所謂六藝、六經，而是自然、物理、生物、經濟、政治、社會、哲學，基本上已經洋化得差不多了。”
“新儒家不很適合現代社會”
像香港這麼貧富不均，應該做再分配
時代周報：你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羅爾斯，他算不算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
石元康：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叫《契約的限制》（The Limits of Contract），副題是：羅爾斯的道德方法學及意識形態的架構，是對羅爾斯的研究和批評。羅爾斯的公正理論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想出來的，但我不是很贊成他的想法。羅爾斯追溯的是社會契約論的傳統。這個傳統代表人物是盧梭、洛克、康德。康德不是那麼明顯地談契約論，洛克和盧梭則非常明顯談契約。他反而不太願意追溯霍布斯這個傳統。我個人的看法，不光是20世紀，羅爾斯是對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奠基得最深的哲學家。羅爾斯的地位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比的，他復興了政治哲學。1970年代，羅爾斯的《正義論》一出來，政治哲學像百花齊放一樣，非常茂盛。
《正義論》出版後，很多人批評他，有一批效益主義的人批評他，因為羅爾斯的理論就是要反駁效益主義。也有一批左派的人攻擊他，說羅爾斯的理論出來以後造就一個階級的社會。羅爾斯受到左右兩邊的攻擊。有人指出，資本主義沒有辦法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結果就搞出個福利社會，羅爾斯的哲學就是替福利社會提供一個哲學基礎。我想這個講法是蠻有道理的。
經濟學家裡面有兩個名人，一個是海耶克，一個是弗里德曼，這兩個人都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覺得國家應該是最低度的國家，該管的事情非常少，除非你傷害了人家，國家才可以管你，其他的事情國家都不應該管。羅爾斯不同意這種理論，他認為國家應該做某種程度的再分配。因為，像香港貧富不均到這個地步，不能完全讓市場去運作，國家應該多管一點，去抽有錢人的稅來再分配，比方說教育補貼、醫藥補貼、房屋補貼。羅爾斯的哲學為這個福利社會提供了一套哲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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