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影響很深，因此也對相對主義的問題下了一些功夫。庫恩說一個典範如果弄了半天沒有辦法修補了，就產生科學革命。政治上、文化上也是一樣。中國人以前的革命是改朝換代，漢朝革秦朝的命，漢朝的結構跟秦朝一樣，漢承秦制。所以，黑格爾用一個名詞叫非歷史性的歷史（unhistorical history）來描述中國歷史，他說中國沒有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結構的改變，比如台灣，蔣介石雖然不是皇帝，可是他也是專制，變成民主，這是結構的改變。以前是打天下打出來的，或者是禪讓給兒子。現在台灣是選舉，每人投票把馬英九選出來，這才叫革命。政治上革命通常是暴力的，台灣還是運氣不錯的，沒有什麼流血，不像當年韓國光州殺了幾百個學生。
一個文化如果出了問題，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去反思這個文化。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碰到外來的強勢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去反思這種文化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才能解決問題。如果說原來的文化架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這個文化可以繼續下去。可是如果碰到一些情況，比方說隋唐時佛教進入中國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佛教有些觀念比如說沒有父母，中國要受到這個挑戰，假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就可以把它吸納進來。佛教融入中國文化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歷史、思想史的題材。可是1840年以後，中國文化碰到強勢的文化，李鴻章才講“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現在的大問題是了解現代性、了解自己，了解相對主義，文化碰撞的時候所產生的問題。國學的復興，還是自我了解的必要步驟。
（來源: 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