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你跟牟宗三先生是什麼關係？
石元康：牟先生是我的繼父。
時代周報：因為這個關係，你是不是對新儒家有一些深刻的認識？
石元康：我對新儒家有些認識，新儒家中像劉述先、杜維明，我跟劉述先當然很熟了，在中文大學同事這麼多年，杜維明當然也認識，雖然不是很熟。
時代周報：牟宗三先生在學術上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
石元康：學術上基本不能說有什麼影響，我不是新儒家。我的思想比較傾向社群主義。對於現代社會的分析，西方兩個最大的思想家，一個是馬克思，一個是韋伯。韋伯跟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分析差不多，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他們最大的差別就是有不同的歷史哲學。韋伯的歷史哲學是唯心論，覺得觀念在歷史的演變當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有新教倫理的講法。馬克思是唯物論，覺得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我覺得新儒家對於現代性不是有很深入的觀察。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講，不管學社會學也好、歷史也好，甚至科學也好，最重要的問題是現代化：我們國家怎麼現代化的問題，或者我們的文化怎麼現代化的問題。哲學就是把時代的精神把握在思想當中。中國任何知識分子所碰到的問題都是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要去了解現代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方說，韋伯一輩子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去研究現代性是什麼，他從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去研究。黑格爾、馬克思也是研究這些東西。我們中國人首先要了解什麼是現代性。我曾經從政治、教育、倫理、經濟各方面去了解西方的現代性。這方面西方人做的研究真是汗牛充棟，而且做得好得不得了，你不得不佩服他們學術上的深度。
中國從1840年開始就要實現現代化，到現在還不是很成功，為什麼這麼困難？為什麼日本人很快就成功了？日本明治維新大概三十年後，到甲午戰爭已經是現代社會。為什麼他們這麼快，我們這麼久？是不是我們的文化裡面的一些結構、要素跟現代性之間有衝突或者不相合的地方？當兩個文化碰面時，會有一些什麼哲學問題產生？中國人常常想把人家的好處拿過來，拿來主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在中國是極有影響力的想法。當時嚴複就批評說：牛有牛體，馬有馬體，不能牛體馬用。我覺得新儒家基本上還是這個傳統，我比較不贊成這個傳統。我覺得西方的現代性對於西方來講也是一種革命，西方現代性把中世紀那套也拋棄掉了。中世紀政治上的傳統也是專制政府，經濟上也是莊園經濟，宗教上的那套倫理學是反資本主義的。觀察一下的話，歐洲的國家中，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在新教的國家大都實行得比較好，比如說美國、英國。韋伯這個論調不是沒有道理的，新教是有一套革命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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