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瑞明：當年參與兩岸決策的回顧
剛剛聽了幾位的高見，我相當佩服。我看了很多亞中的大作，宗海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邱先生與安國從我們大陸政策的設計到實務都非常深入。我個人是接替邱先生“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的職務，並兼任“國統會”幕僚小組的執行秘書和“國統會研究委員”的召集人，基本上我是沿襲邱先生打下的基礎來推動工作。
在這之前，1987年我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工會”主任時，就開始研究經國先生開放老兵去大陸探親之後的問題。我當時邀請了“教育部長”毛高文先生、“文建會主委”郭為藩先生、“政務委員”黃昆輝先生、和“國家安全局”的一位副局長，趁星期六記者不到辦公室採訪的時候開會。
我們那時就想，經國先生開放老兵赴大陸觀光，不是開放就算了，將來一定還會繼續走下去。在文宣方面我們必須有一個方向，後來我們建立一個和解的架構，認為兩岸分裂這麼久，應該先從文化、學術訪問交流開始，以促進相互的瞭解，增加彼此的友誼，不要互相“污名化”，這是第一步。第二個階段就是經濟的合作。第三個階段才是長程的兩岸政治融合。
我十分同意邱先生的主張，兩岸分裂這麼久之後，必須要有一個過程。記得1993年邱先生在前方談，我在後方參加決策小組，可惜李先生後來變了。
我也覺得很遺憾，當時大陸沒有接受“國統綱領”，但可能是因為這是我們單方面的政策方針，未在事先與大陸溝通之故，後來大陸方面回應的是1993年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我覺得這也是回應1982年我們提出的“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那時美國說“台灣問題應由台海兩岸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當時“行政院”孫運璿院長認為對我們不公平，台灣不該被視為一個問題來解決。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大陸與台灣之間有爭端，所以用“中國問題”，因為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不一樣、目標不一樣，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
在舒茲（George Pratt Shultz）被提名為美國國務卿時，來到台灣訪問，孫院長便希望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時不要講“台灣問題”。我當時建議孫院長請舒茲使用一個中性的用語，亦即“台灣海峽雙方的爭端應該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到今天為止，兩岸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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