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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論壇”會場 |
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月刊不久前在台北舉辦座談會，邀請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台灣前“總統府副秘書長”戴瑞明先生、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前“陸委會副主委”鄭安國先生、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邵宗海教授等專家學者出席“兩岸和平合作論壇”，展望兩岸和平發展前景。論壇由邱進益先生主持，各位專家都根據自己的思考，就兩岸如何簽訂和平協定、如何正視“一個中國”、如何共享主權、“對等”與“平等”的差異等諸多敏感但必須面對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發表了精辟的見解。
座談會全文刊載於十一月號《中國評論》月刊，全文如下：
邱進益：提出《兩岸和平合作協議草案》的心路歷程
“兩岸和平合作論壇”緣起於今年7月，我在杭州參加由國台辦海研中心舉辦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論壇”。在這個論壇中，我大膽地提出一份兩岸和平合作的協議草案。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協議，我要先說明自己的心歷路程。
我總覺得兩岸僵持那麼久，現在難得有此機遇，兩岸關係一定要和平發展，兩岸之間絕不能再引起戰爭，禍延子孫，造成中華民族的不幸。因此，不論我在“總統府”還是海基會，總希望能促進兩岸之間的和平、兩岸之間的了解。這也是我一貫的信仰與主張；尤其後冷戰時期，大家都提倡和平，兩岸絕對不可回到過去的衝突。
德國的啟示
二次大戰之後，所謂分裂的國家有南北韓、南北越、東西德、大陸與台灣。這些例子中，南北越於1975年以戰爭的方式統一了，兩德之間於1990年以和平手段達成國家統一目標。
在1974－76年間，我正好有機會在德國工作，在那段時間，我親眼目睹兩德關係，從互相敵對、互不承認，到逐步融冰、化解。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72年12月21日，兩德首長在東柏林簽署《東西德關係基礎條約》。在這基礎條約簽訂後，兩德間簽訂了170多個協議，包括交通、環保、商業、工業，等等，包羅萬象的協議像網狀一樣，讓東西德關係緊密結合起來。這個基礎條約使兩德關係產生重大突破。
直接涉入兩岸關係的規劃
1987年，我出任“駐史瓦濟蘭（Swaziland）大使”，1988年10月奉指回台，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李登輝先生也跟我說得很清楚，他找我來是為了兩件事：第一是“務實外交”，台灣要走出去，到底要用甚麼方法達到務實外交的效果，包括外交政策擬訂、外交機構重新分配、外交人士部署；第二是開放大陸探親後，經國先生沒有交代下一步如何繼續走（1987年11月2日開放探親，1988年1月31日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李要我繼續研究一套讓兩岸關係繼續走下去的方式。
當時接到命令，我跟他報告說，這非一人之力可行，必需要有一個小組，具體的建議是由當時“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主持人施啟揚、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馬英九、“國家安全局局長”宋心濂、“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董世芳，加上我，共5人組織一個小組腦力激蕩。我們認為，一定要先建立一個架構，因此才有後來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陸委會”、海基會這樣的機構；而兩岸人民往來需要有法令依據，因此制定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兩岸關係應有的遠景是統一，因此擬訂了“國家統一綱領”。後來兩岸之間要談判，我們又創議了“一個中國”含意的解釋來解套，所以1992年11月兩岸才可在香港會談。
早在1992年就提兩岸應簽訂和平協定的主張
1992年5月10日《中國時報》和“陸委會”舉辦兩岸論壇，我當時就提出三個主張：第一，兩岸之間簽訂和平協定；第二，兩岸互相提攜，台灣方面願意支援大陸開發西北、圖們江及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第三，台灣仿造美國和平工作團方式，提供大陸大量人力支援，例如英文老師、輔導農民的四健會等等。因為我身為“總統府發言人”，有人就問我，這是我的意思、還是李先生的意見？我回答說，在今天這個場合，我是以學者的身分提出建議，事前絕對沒有和李先生通風報信，我的主張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場。
台灣當時的反應不錯，“立委”黃主文還特別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邀請康寧祥、陳水扁、許信良與我等人參與，幾乎每個人都提出一份自己所擬的兩岸和平協議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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