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特別強調一點，這個論述不是只有政治論述，而是有新的文明創造論述，這事實上就是社會科學的問題。社會科學家怎麼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政治、經濟等不同角度來說明中國的現代化、兩岸之間的關係，以及台灣在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到底要扮演甚麼角色？這才是關鍵。
我們今天在談論述，不是只有兩岸關係政治關係安排的論述，還必須要有一個整體理論，來說明社會與文明的重新塑造；不要忘記，從清朝中英鴉片戰爭之後到現在，我們一直在找中華文化現代化道路，原本國民黨與共產黨主張的道路很不一樣，現在卻變得愈來愈相似。他們不想這個問題，那誰來想？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假設未來知識分子沒有辦法提出一套文明論述，來說明兩岸關係的發展，台灣不可能有前途。我們的知識分子要搶到話語權，我猜未來兩岸會不斷地進行文化交流，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提出一套論述說服對方，在未來中國發展上我占有一席之地，你必須要聽我的，否則台灣一下子就會被抹掉，根本看不到。
兩岸關係審慎樂觀知識分子任重道遠
就兩岸關係這一點來說，我比較樂觀一點，我不是認同的建構論者，我是制度論者；我猜雙方在未來的交往，台灣不管是誰當家，他一定要有一套制度出來安排兩岸關係。
關於這個制度，我認為兩岸統合學會提出來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兩岸三黨都得去思考。我最近出的一本書《最後的亞細亞孤兒》就是談制度安排，不管是誰來當家，都需要思考。你可以用各種政治力量去建構一個新的國族認同，可是你必須要有制度，這個制度會逼得雙方不得不接受雙重認同。我特別強調一個問題，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制度安排，雙方關係的制度安排，必須要逼大家去接受雙重認同；要不然台灣的歷史史觀教育最後一塊拼圖現在已經完成，我們又沒有辦法改，誰都沒有辦法。我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在政治與文化認同上，我們必須要了解大勢所趨，很難改變，唯一剩下的就是制度性認同；第二，知識分子要考量的，不是只有兩岸關係的論述權，而且未來中國現代化發展各種不同層面的論述權，這個不只是政治人物的事，而是所有社會科學家、文史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
